化石记录显示,最早的犀牛出现在始新世时期(5600万—3390万年前)的北美。在此后的5000多万年里,它们首先在海平面下降时期,穿过白令陆桥(位于白令海峡上连接亚洲和北美的冰桥)进入欧亚大陆,随后又随着地球板块运动,令欧亚大陆和非洲大陆相连从而来到非洲,先后发展出50多个属种。
这些犀牛有不少就生活在中国地域,比较著名的种类包括有大唇犀、甘肃黑犀、披毛犀、中华板齿犀、印度犀、爪哇犀、苏门答腊犀等。从我国东北的林海雪原到南方的热带林地、从黄土高原到海南岛,几乎到处都有它们的踪影。
正如很多曾经繁盛一时的动物一样,犀牛也因不适应气候变化而在环境巨变中遭遇了沉重打击。古生物学家结合犀牛化石所在的地层发现,曾经遍布欧洲大陆的犀牛没有一种存活到全新世。整个亚洲也只有区区3种犀牛熬过了更新世(距今260万—1.2万年前)。
距今1.2万年前起,随着最后一个冰期结束,终于转暖的地球进入了全新世,也就是我们现在依旧在经历的时代。随着制造工具技术的不断成熟,人类一步步成为了地球的“主宰”。而江河日下的犀牛家族却只剩下4属6种,其中就包括生活在中国的2属3种,即独角犀属的印度犀、爪哇犀,双角犀属的苏门答腊犀。
虽然物种的多样化程度已经严重下降,但在全新世的早期,中国犀牛的数量还是很多的,主要分布在华北南部及南方的热带、亚热带地区。考古学家在距今7000—5000年前,于河南仰韶以及浙江河姆渡等多个中原及南方的原始社会遗址中都发现过犀牛骸骨。犀牛骸骨在人类遗址中大量出现,说明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老祖宗就已将它们视为主要的狩猎对象。
抛开人为因素,就像更新世末期环境突变导致众多种类的犀牛绝迹一样,全新世时期犀牛数量减少,同样和环境变化密不可分。生物学家对孢粉及放射性物质的分析结果显示,在大约8000—2500年前这段时间,我国中原地区气候温暖,植被较为茂盛,非常适合犀牛生存。然而,此后的两千多年里,我国的气候却从北到南逐渐变干变冷。犀牛虽然皮厚,毛发却十分稀疏,很难抵御严寒。
当然,和史前时代应该由环境“背锅”不同,最近1万年来,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犀牛的全面减少,“祸首”的确是我们人类。
(《羊城晚报》9.25 赵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