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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之中思报国
张金哲考大学是在国难当头的1937年，他在燕大的国文考场上，引经据典，挥笔写下《良医良相》一文，表达了一个17岁青年乱世之中思报国，“宁为良医，不为良相”的志向和意愿。最终，他进入燕京大学“特别生物系”学医，那是协和医学院委托办的预科。三年后，入学时71人的班级，只有张金哲等16位优秀生升入协和医学院。
完成学业的过程也是爱国、抗日的民族气节滋长的过程。从协和医学院转至上海圣约翰大学，再转考上海医学院，张金哲在颠沛和转插班中完成学业。直到抗战胜利后，认定以治病救人为天职的张金哲成为北京中央医院（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前身）的实习医师，以出色的工作业绩，在不长的时间内晋升为住院医师、住院总医师。
“拿自己女儿开刀”
1948年前后，多地医院的产科病房遭遇可怕的“皮下坏疽”风暴，就是新生儿极易发生的急性皮下组织细菌感染化脓，传染性极强，致死率是可怕的100%。眼睁睁看着娇嫩的新生儿一病房一病房地死去，张金哲焦虑万分，他觉得如能抢在发生大面积感染前，把患处切开放出脓血，或能救人于水火。然而在“化脓未局限、未熟透，不准切”的传统医学禁忌面前，中西医老师们均不支持手术治疗。
万没料想，此时张金哲刚出生的女儿也不幸被传染上。甚至来不及和妻子商量，他冷静而果断地拿起手术刀——自己女儿总可以试吧？不做手术就是放弃女儿生命，这样做至少有第一例实验样本。结果，女儿得救了！消息不胫而走，手术治疗很快推广开，成千上万的患儿因此重生。在张金哲的记录中，当时，皮下坏疽死亡率迅速下降到5%。
创建全国第一个小儿外科
在抗美援朝期间，张金哲作为手术队队长，两次赴朝，立了两次大功。特别是部队缴获大量美国的麻醉机和气管插管，前方急需却无人会用，张金哲就地自编讲义，开办麻醉培训班，以精湛的专业优势培养了第一代部队麻醉师。那些讲义成为我国最早的麻醉学专著《实用麻醉学》。
学医的人都知道“宁医十男子，莫医一妇人；宁医十妇人，莫医一小儿”一说。但是有了“拿自己女儿开刀”的经历后，张金哲认真地把目光转向了一片荒漠的小儿外科学。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新世界”里，张金哲在中国儿科学奠基人诸福棠的支持举荐下，决定接受挑战——创建全国第一个小儿外科。从选择学医，到确定主攻方向，国家和民族在他心里的分量举足轻重。1956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五张病床 一个作坊
那是名副其实的白手起家，一切归零，手里仅有从小儿内科病房分出来的5张床和一本书——儿科主任秦振庭从美国带回的《小儿腹部外科学》（Ladd著）。没有诊断和手术用的器械，何来小儿外科？可那正是西方“卡脖子”的时期，没有什么条件是可以坐等来的。
好在动手创造是张金哲强项。幼年时他就喜欢蹲在木工身后一看半天。燕大重能力培养的实验教学，养成他手脑并用的习惯，具有极强的应变实操能力，当年学校话剧队幕后的电闪雷鸣等特效，全是他一个人鼓捣。
这次，他索性在自己家里开“作坊”，动手自制和改良儿童诊断及手术器械。他与麻醉专家谢荣合作，首创肌肉注射硫喷妥钠基础麻醉，以及普鲁卡因局部浸润麻醉，并成功推广。小作坊里先后诞生的50多项发明设计，全部针对儿童外科诊断和手术中那些绕不开的急难险重。这些简易“神器”通过交流直接带动和提高了全国小儿外科的水平。
其中，80年代的两项创新发明特别耀眼，这就是被国际同行称道、使用并正式命名的“张氏钳”“张氏膜”。还有胆总管防反流再造手术“张氏辫”，小儿肛瘘挂线疗法与小夹板配合牵引治疗小儿骨折……数十项“首创”让张金哲成了闻名遐迩的小儿外科诊断“金手”：徒手为婴儿插喉管、用两个手指在胸壁内外为婴儿做心脏按摩等。至于他做的手术则创下太多“之最”，仅小儿阑尾炎一项，就创造了30年1.5万例无死亡纪录。
医乃仁术 人性为大
80岁以后的20年中没离过岗，这是张金哲漫漫人生中最“牛”的地方。到医院查房、出门诊是他的常态。前几年每周来院里工作三次，疫情前至少两次。疫情后医院安排他每周一次，不再直接看病人。
从医70多年，张金哲恪守着老规矩。接诊时，对每个病人起身相迎；手诊前先洗手，把手搓热再接触患者皮肤；在白大褂的左胸前，用粗笔写上“外科张金哲”，让患者（家属）一目了然；还包括信奉《克氏外科学》扉页上印的和患者“先交朋友再做手术”，等等。
任何时候，机器都不会完全取代人工。“从《黄帝内经》出现，到隋唐时期的药王孙思邈，发展了1000多年，直到今天，什么时代谈中药的药理药性还是会追溯到《黄帝内经》那儿去，说明本质的东西不会变太多。”张金哲说，人性是机器无法替代的： 变魔术逗孩子；“三分钟口才”和“衣兜里飞出的小纸条”，前者是医患快速有效沟通的本领，后者是为家属准备的，每条不过50字，扼要、通俗地释义一种常见病。这些都是为了增效省时，看更多的病人。说白了就是肯花掉自己的时间，节省有限的诊疗时间，让患者得到更多。
（《光明日报》9.14 夏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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