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内：关于写小说

    ■走走

    路内，1973年生，供职于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2014年完成了70万字的“追随三部曲”（《少年巴比伦》《追随她的旅程》《天使坠落在哪里》）。

    走走：你什么时候决定要开始写作？它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路内：我好像很难说清自己为什么要写。冯唐说他内心肿胀，可我经常感到无话可说，内心空虚。读者的爱是不长久的，作家几年不写，读者就会忘记作家，如果要维持这种爱只能不停地写，或者写出永恒之作。但是永恒仍然是一种机缘，一种无常。写作之初的那个动力，和现在差别很大，比如我第一次看到《少年巴比伦》发表在《收获》，我写过这件事，是黄昏在天桥上看的，我觉得太惊悚了，这么多字都是我码的，对于《收获》的崇拜感从青少年时期慢慢返流回来，我确信自己还能写下去。现在不一样，慢慢地对这些都不在乎了，现在有人批评我的小说我根本无所谓，甚至蛮愿意围观的，我变成了一个“他者”。以后再写，可能就是去找到文学和人性中比较本质的、隐秘的东西吧，它和技巧有关，和见识有关。

    走走：你的个人风格很强烈，我概括它是，实在挺伤感的，而且很好笑。反过来讲也可以：实在很好笑，而且挺伤感的。它不同于所谓的“笑中有泪”。

    路内：正反都可以看，比如说“苦中作乐”，反过来是“乐中作苦”。很多写中产阶级的小说是在一片舒适的生活中找到了摧毁生活的东西。其实我也抱有这个念头，只是降格了。这和故事素材有关，《少年巴比伦》里面提到了甲醛车间、饲料车间，车间里的工人真是感觉不到痛苦，他们非常欢乐，有人主动要求扫厕所，不想再做操作工，因为扫厕所真的很清闲。等我脱离了那个环境才觉得这种事情不可理喻，它本质上就是个喜剧，稍稍伤感。但我一直怀疑自己的位置是否可以做到悲悯，这是一种神的态度。也不是贴身而立，要我说，是一种对于存在的不信任。人以什么方式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卑微和高贵的人都在悬崖边站着。

    走走：据我所知，你的每一部长篇都经历过很大的修改、调整，甚至是几易其稿。你推翻的，主要是什么？

    路内：我写长篇一般是起首特别慢，也没有提纲，我心里大致有一个方向就够了。起首我会不断地调整，找到它适合的位置。这个过程中会推翻故事，推翻结构，甚至是推翻语言。然后慢慢地加速，到中段的时候肯定还会再有一个反复，结尾通常写得很快，因为前面的东西立住了，后面就好办了。比较痛苦的是写《云中人》，我写了两年半，因为这个小说前端和后端的东西卡得太紧密，前端线索直接影响到结尾，碍手碍脚，特别不适合我的写作习惯。其他小说比较容易些，它们是跟着人物命运走的，线索可以稍微散一点，我写起来就舒服了。所以我到现在都不写中篇小说，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走走：听说你有两部长篇小说正在被改编成电影，其中《花街往事》的剧本还是你自己在写。在这个过程中，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只能为小说而存在的？

    路内：蛮有意思的，一开始我觉得是小说中的气场、心理，后来我看了别人写的剧本才发现，小说中那些粗俗的东西，粗俗得近乎闪光的部分，恰恰是电影最不能容纳的。这个“粗俗”不是贬义词，而是一个特质，比如品钦就是一个被评价为带有“粗俗”气质的作家。这个东西一旦进入电影，处理得不好就会直坠而下，人在视觉上似乎没有办法忍受语言上呈现出来的放荡、修辞、无逻辑。后来我想，恰恰是小说的关键部位，即那个叙述人的位置是电影达不到的。电影始终给观众一种代入感，小说是可以推开读者的，与读者保持距离，不要那么严肃也不要那么亲昵。大体上，电影由演员来呈现，演员必须要有一个参照的东西，但小说可以做到莫名其妙。

    （《非写不可：20小说家访谈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