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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在中南海召开的专家座谈会上，9位专家中最年轻的“70后”学者陆铭提出持续推动中心城市人口聚集、加强都市圈“增长极”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供给、加大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投资等建议，被舆论认为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国城市未来方向。
但值得注意的是，城市规模的扩大，也必然伴随着对交通拥堵、住房紧张、环境污染、秩序混乱等“城市病“的忧虑。城市病——更中性地说是城市问题，实为“成长的烦恼”。城市产生了社会分工，带来了生产的规模化效益，促进了技能和知识的传递、积累乃至创新，并使得开展大规模社会组织行为、实现共同目标成为可能，同时也使得个体生活的多样化选择成为可能。人类的城市史正是这样一个不断追求生产效率的自然演进过程，而城市问题则是发展的必然代价。
形成城市问题的原因一部分与城市人口规模有关，而另外一些则与城市人口规模关系不大，解决城市问题可对症下药。
首先，对于犯罪率和传染病等与城市规模成正相关的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降低城市人口的规模。理论上，限制甚至疏解城市人口就可以缓解这些问题。但是这种方法会带来另外多个新问题，一是分散的人口对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大；二是无法享受大城市所带来的经济、创新及基础设施的高效。同时，还要承担限制人口的道义负担。
显然，如果仅仅是为了解决犯罪率与传染病传播率这些问题而限制城市人口的话并不是一个理智的选择，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本末倒置、因噎废食的思维方式。与之相反，采用技术和管理上的手段将这一类的城市问题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或许是一种更为明智和现实的“保守疗法”。
另一方面，类似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等已被证明与城市人口规模并非成明显相关关系的问题则涉及另外一个与城市密切相关的话题——城市治理能力。对这一类问题，单纯依靠限制或强制疏解城市人口规模是无法解决的。
然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传统社会却对大城市有着天然的恐惧心理，往往凭直觉批判“城市病”，但没有意识到城市本身就具有提供稳定生态系统的能力。城市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它很大程度上遵循着市场规律。而由于市场不是万能的，需要代表公权力的政府使用诸如城市规划的政策工具对市场的失灵部分进行纠偏，因此城市规划的基本态度应该是把握并顺应城市发展的客观规律，纠正明显的“市场失灵”部分，而不是越俎代庖。
人口规模大、建筑密集是城市宿命，也是其优势。限制人口规模乃至强行疏解人口的方法，无助于从根本上消除城市问题，还可能适得其反。
（《文化纵横》2020年第4期 谭纵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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