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大院的故事

　　1949年，北平改称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大批干部、军人、文教人员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接收了这座城市。一些大部委在狭小的内城选中了心仪的办公场所；更多的部队和机关单位，则把目光投向老城墙以西，建起成片的办公楼和宿舍区，并在四周修起围墙，大院就这样诞生了。院中居民有相近的社会背景，俨然形成了一个个半封闭又自视优越的小社区，由此催生出大院文化。本文所讲述的大院比较另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简称“学部大院”，坐落在建国门外5号。

　　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隶属中科院。1972年6月，学部从办在河南的干校迁回北京。很多人由于在下放前把家里的公房退了，回来没地方住，于是院部就安排他们和家属住在学部大院7号楼和8号楼。我家也是其中之一，住在8号楼二层。

    钱锺书教我翻译

　　那个时候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尚未拍成电视剧，社会上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可在学部大院，研究人员都知道他和夫人杨绛学问大，对他们敬佩有加。

　　那时每到傍晚，我和母亲都在院子里散步。一次，遇到同在散步的钱锺书夫妇。钱先生身着灰色中式外套，戴副黑边眼镜，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和气、幽默。母亲问钱先生主席诗词翻泽工作进展如何。他叹了口气说：“唉，别提了。有人水平太低，竟然把《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不须放屁’译成‘Stop your windy nonsense’（停止你带风的胡说八道）。这种中国式英语，外国人能懂才叫怪事。我真想对他的翻译大喝一声：‘Stop your windy nonsense！’”

　　那几年我在自学英语。作为练习，尝试翻译艾尔伯特·巴哈曼著《小提琴百科全书》。该书在“小提琴起源”一节中，讲到小提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在阿拉伯出现一种叫雷贝克的弓弦乐器，那就是小提琴的前身。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用了一首希腊文小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可我却完全看不懂，母亲便让我去请教钱伯伯。

　　我鼓足勇气去找钱伯伯。他很热情，问明来意，当即拿出纸和笔，边读那首诗边写，不一会儿就译成了四句合辙押韵的中文诗。钱伯伯说：“既然原文是一首四句小诗，译成中文也必须是一首四句诗，而且要符合中文诗的韵律。文体一致是翻译的原则。”

　　随后钱伯伯跟我谈起翻译，问是否知道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我说听说过，但不知是什么意思。他说：“信、达很好解释。‘信’，就是要忠实原文；‘达’，指的是译文要通顺流畅。关键是‘雅’。一很多人都理解错了，望文生义，以为译文的文字要典雅，越文雅越好。其实在我看来，‘雅’是要译出原文的味道，做到绘声绘色，而不是简单地追求遣词造句的文雅”。他还举例：“比如翻译《红楼梦》中凤姐讲的话，得一听就知道是凤姐——说话干净利落、泼辣、霸气；而翻译《水浒》中李逵的话，要一听就是从李逵嘴里说出的，仿佛看到他那火爆的脾气、简单的头脑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只有把原文的韵味译出来，才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即所谓‘雅’。”听到这儿，我茅塞顿开。

    钱家与吴家的往事

　　与钱锺书家隔两个门，住的是文学所谢蔚英女士和她的两个女儿。傍晚时分，谢阿姨常带女儿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两个女孩儿都长得非常漂亮，特别是姐姐吴同。

　　吴同长我一岁，1953年生人。我当时对她羡慕得要命。一是人长得漂亮；二是她每天都要去钱家，据说是给杨绛当助手。母亲私底下对我说：“谢阿姨真聪明，让吴同给杨先生当助手，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呀。杨先生肯定是看中了吴同英文好，你一定要好好向她学习。”母亲还说：“这姐妹俩的名字起得好。‘吴’这个姓不容易起名。比如有人叫吴德，谐音就成了德行不好。而她俩一个叫吴同，一个叫吴双，都是举世无双的意思，实在太妙了。这一定是她们的父亲吴兴华给起的名，大才子嘛！”

　　说起吴兴华，现在几乎无人知晓。英年早逝的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他少年早慧，不到16岁就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他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还精通拉丁文、希腊文。他是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绍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翻译的但丁《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大学问家王世襄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吴同的父亲吴兴华与钱锺书先生的友情源远流长。早在1940年代，钱先生所著《谈艺录》问世，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然而，这是一部阳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当时燕京大学青年教授吴兴华读了这本书后，给钱先生写信提了一些意见。钱先生看了非常认可，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对书中相关内容做了修改。钱先生对这位小他12岁，却学富五车的后生非常欣赏，从此开始长达20年的忘年交，而吴兴华也因此获得了“小钱锺书”的雅号。

　　1972年夏，从干校迁回北京，钱家与吴家同住在学部大院7号楼一层。这是他们第二次做邻居了，此时吴兴华已去世6年。钱先生是个特别念旧的人，对吴的遗孀及两个女儿的处境极为同情。几次想接济她们，都被谢蔚英婉拒了。还是杨绛先生有办法，提议让吴同给她做助手，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钱了。“那时我每天帮杨先生誊写《堂吉诃德》翻译稿，她给我的报酬远远超过实际劳动所得，对于生活极其窘迫的我家来说，帮助实在太大了！”吴同如是说。

    大院里的音乐家

　　当年在学部大院8号楼，我遇到过这样一位邻居。

　　一次，我在水房练琴。为了不打搅别人，在琴码上夹了一个沉甸甸的金属弱音器，琴发出的声音像蚊子哼哼。这时有个年近五十岁的伯伯来水房洗衣服。他看上去非常儒雅博学，说话慢条斯理，站在我身旁听了一会儿说：“这样拉琴声音不好，你把弱音器摘了吧。”我说怕邻居有意见。他说没关系，就一会儿。于是我摘下弱音器奏了一曲。

　　那是我第一次不带弱音器在水房拉琴，空荡的房间像个巨大的音箱，使琴声显得格外柔美明亮。伯伯完全沉醉其中，嘴里喃喃地说：“《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真好听！”我深感意外，学部虽说文人荟萃，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音乐如此内行的人，于是兴致勃勃地跟他攀谈起来。他说特别喜欢古典音乐，谈到海顿、巴赫、莫扎特等作曲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对这位伯伯充满了好奇，事后向住在斜对门的李黎阿姨打听他的情况。李阿姨说：“他叫赵复三。以前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做了牧师，调到学部宗教所，是基督教问题专家。”

    朱虹和柳鸣九

　　我1977年考上大学后，每逢寒暑假回北京探亲，近水楼台，常去旁听各种讲座。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院1号楼3层，听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朱虹讲《荒诞派戏剧》。她讲得极其生动、引人入胜，介绍了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秃头歌女》《椅子》等剧作。

　　而朱虹的爱人，同在外文所从事研究工作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法语翻译家柳鸣九的讲座《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更是别有天地。他打破多年思想禁锢，提出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在规模、分量、深度、价值与意义上，都丝毫不逊于西欧古典文学艺术。他从介绍二十世纪初反战文学开始，讲到稍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学，一直到二战后的存在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文学、“黑色幽默”以及新小说派……揭示了各种文学，流派代表作中所蕴含的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意义。他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多年后他被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当时在学部大院，人们将朱虹、柳鸣九这对学者夫妇戏称为“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南方周末》8.20 徐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