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北平改称北京,成为新中国的首都。大批干部、军人、文教人员从全国各地汇集而来,接收了这座城市。一些大部委在狭小的内城选中了心仪的办公场所;更多的部队和机关单位,则把目光投向老城墙以西,建起成片的办公楼和宿舍区,并在四周修起围墙,大院就这样诞生了。院中居民有相近的社会背景,俨然形成了一个个半封闭又自视优越的小社区,由此催生出大院文化。本文所讲述的大院比较另类,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大院,简称“学部大院”,坐落在建国门外5号。
所谓“学部”,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简称,隶属中科院。1972年6月,学部从办在河南的干校迁回北京。很多人由于在下放前把家里的公房退了,回来没地方住,于是院部就安排他们和家属住在学部大院7号楼和8号楼。我家也是其中之一,住在8号楼二层。
钱锺书教我翻译
那个时候钱锺书先生的小说《围城》尚未拍成电视剧,社会上很少有人听说过他。可在学部大院,研究人员都知道他和夫人杨绛学问大,对他们敬佩有加。
那时每到傍晚,我和母亲都在院子里散步。一次,遇到同在散步的钱锺书夫妇。钱先生身着灰色中式外套,戴副黑边眼镜,一口浓重的无锡口音,和气、幽默。母亲问钱先生主席诗词翻泽工作进展如何。他叹了口气说:“唉,别提了。有人水平太低,竟然把《念奴娇·鸟儿问答》中‘不须放屁’译成‘Stop your windy nonsense’(停止你带风的胡说八道)。这种中国式英语,外国人能懂才叫怪事。我真想对他的翻译大喝一声:‘Stop your windy nonsense!’”
那几年我在自学英语。作为练习,尝试翻译艾尔伯特·巴哈曼著《小提琴百科全书》。该书在“小提琴起源”一节中,讲到小提琴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在阿拉伯出现一种叫雷贝克的弓弦乐器,那就是小提琴的前身。作者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引用了一首希腊文小诗。虽然只有短短四句,可我却完全看不懂,母亲便让我去请教钱伯伯。
我鼓足勇气去找钱伯伯。他很热情,问明来意,当即拿出纸和笔,边读那首诗边写,不一会儿就译成了四句合辙押韵的中文诗。钱伯伯说:“既然原文是一首四句小诗,译成中文也必须是一首四句诗,而且要符合中文诗的韵律。文体一致是翻译的原则。”
随后钱伯伯跟我谈起翻译,问是否知道严复提出的“信、达、雅”翻译三原则。我说听说过,但不知是什么意思。他说:“信、达很好解释。‘信’,就是要忠实原文;‘达’,指的是译文要通顺流畅。关键是‘雅’。一很多人都理解错了,望文生义,以为译文的文字要典雅,越文雅越好。其实在我看来,‘雅’是要译出原文的味道,做到绘声绘色,而不是简单地追求遣词造句的文雅”。他还举例:“比如翻译《红楼梦》中凤姐讲的话,得一听就知道是凤姐——说话干净利落、泼辣、霸气;而翻译《水浒》中李逵的话,要一听就是从李逵嘴里说出的,仿佛看到他那火爆的脾气、简单的头脑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只有把原文的韵味译出来,才达到翻译的最高境界,即所谓‘雅’。”听到这儿,我茅塞顿开。
钱家与吴家的往事
与钱锺书家隔两个门,住的是文学所谢蔚英女士和她的两个女儿。傍晚时分,谢阿姨常带女儿一起在院子里散步。两个女孩儿都长得非常漂亮,特别是姐姐吴同。
吴同长我一岁,1953年生人。我当时对她羡慕得要命。一是人长得漂亮;二是她每天都要去钱家,据说是给杨绛当助手。母亲私底下对我说:“谢阿姨真聪明,让吴同给杨先生当助手,这是多好的学习机会呀。杨先生肯定是看中了吴同英文好,你一定要好好向她学习。”母亲还说:“这姐妹俩的名字起得好。‘吴’这个姓不容易起名。比如有人叫吴德,谐音就成了德行不好。而她俩一个叫吴同,一个叫吴双,都是举世无双的意思,实在太妙了。这一定是她们的父亲吴兴华给起的名,大才子嘛!”
说起吴兴华,现在几乎无人知晓。英年早逝的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学者、翻译家。他少年早慧,不到16岁就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他学贯中西,通晓英、法、德、意等多种语言,还精通拉丁文、希腊文。他是将乔伊斯的《尤利西斯》介绍进中国的第一人,他翻译的但丁《神曲》和莎士比亚戏剧《亨利四世》,被翻译界推崇为“神品”。大学问家王世襄说:“如果吴兴华活着,他会是一个钱锺书式的人物。”
吴同的父亲吴兴华与钱锺书先生的友情源远流长。早在1940年代,钱先生所著《谈艺录》问世,在学术界引起不小的震动。然而,这是一部阳春白雪之作,曲高和寡。当时燕京大学青年教授吴兴华读了这本书后,给钱先生写信提了一些意见。钱先生看了非常认可,完全采纳了他的意见,对书中相关内容做了修改。钱先生对这位小他12岁,却学富五车的后生非常欣赏,从此开始长达20年的忘年交,而吴兴华也因此获得了“小钱锺书”的雅号。
1972年夏,从干校迁回北京,钱家与吴家同住在学部大院7号楼一层。这是他们第二次做邻居了,此时吴兴华已去世6年。钱先生是个特别念旧的人,对吴的遗孀及两个女儿的处境极为同情。几次想接济她们,都被谢蔚英婉拒了。还是杨绛先生有办法,提议让吴同给她做助手,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给钱了。“那时我每天帮杨先生誊写《堂吉诃德》翻译稿,她给我的报酬远远超过实际劳动所得,对于生活极其窘迫的我家来说,帮助实在太大了!”吴同如是说。
大院里的音乐家
当年在学部大院8号楼,我遇到过这样一位邻居。
一次,我在水房练琴。为了不打搅别人,在琴码上夹了一个沉甸甸的金属弱音器,琴发出的声音像蚊子哼哼。这时有个年近五十岁的伯伯来水房洗衣服。他看上去非常儒雅博学,说话慢条斯理,站在我身旁听了一会儿说:“这样拉琴声音不好,你把弱音器摘了吧。”我说怕邻居有意见。他说没关系,就一会儿。于是我摘下弱音器奏了一曲。
那是我第一次不带弱音器在水房拉琴,空荡的房间像个巨大的音箱,使琴声显得格外柔美明亮。伯伯完全沉醉其中,嘴里喃喃地说:“《莫扎特第三小提琴协奏曲》,真好听!”我深感意外,学部虽说文人荟萃,却还从来没有遇到过对音乐如此内行的人,于是兴致勃勃地跟他攀谈起来。他说特别喜欢古典音乐,谈到海顿、巴赫、莫扎特等作曲家和他们的代表作,娓娓道来,如数家珍。我对这位伯伯充满了好奇,事后向住在斜对门的李黎阿姨打听他的情况。李阿姨说:“他叫赵复三。以前是地下党员,解放后做了牧师,调到学部宗教所,是基督教问题专家。”
朱虹和柳鸣九
我1977年考上大学后,每逢寒暑假回北京探亲,近水楼台,常去旁听各种讲座。印象最深的是在大院1号楼3层,听外国文学研究所英美文学专家、翻译家朱虹讲《荒诞派戏剧》。她讲得极其生动、引人入胜,介绍了荒诞派戏剧代表作《等待戈多》《秃头歌女》《椅子》等剧作。
而朱虹的爱人,同在外文所从事研究工作的著名文学批评家、法语翻译家柳鸣九的讲座《重新评价西方现当代文学的几个问题》,更是别有天地。他打破多年思想禁锢,提出20世纪西方文学艺术在规模、分量、深度、价值与意义上,都丝毫不逊于西欧古典文学艺术。他从介绍二十世纪初反战文学开始,讲到稍后的批判现实主义文学、三四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文学,一直到二战后的存在主义文学、新现实主义文学、“愤怒青年”文学、“黑色幽默”以及新小说派……揭示了各种文学,流派代表作中所蕴含的有助于人类发展的社会意义。他大声疾呼“给萨特以历史地位”。多年后他被誉为“中国萨特研究第一人”。
当时在学部大院,人们将朱虹、柳鸣九这对学者夫妇戏称为“男女混合双打冠军”。
(《南方周末》8.20 徐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