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点短辑

    伦理宗教对人文理性有开创之功

    赵法生在2020年第3期《文史哲》上说，西周文明中的人文理性是中华人文精神的基础，受20世纪反宗教思潮的影响，学界过去往往将其起源归结为对宗教的反动。分析以往关于西周人文精神形成的几种主要观点和殷周之变的宗教内涵，可以发现上述结论过于简单和片面，遮蔽了殷周之际中华精神演变的本来面目。实际上，轴心时代之前的中华文明依然处于宗教时代，殷周之变也并没有消灭宗教。不过，它完成了对殷商自然宗教的历史性突破而创立了一种新的伦理宗教，正是新的伦理宗教孕育了西周的人文精神。伦理宗教不但产生了新的至上神（天），产生了对于神意的新解读即以德为核心的天命观，而且产生了天人之际沟通关联的新的渠道与形式，最终使得道德性天意所关照的社会领域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天人之际的联系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

    五帝时代与中华文明的形成

    朱乃诚在2020年第4期《中原文化研究》上说，作为中华文明的形成时期，五帝时代所处的年代相当于考古学揭示的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黄帝时期、颛顼与帝喾时期、唐尧与虞舜时期。结合先秦文献与考古研究，以上三个时期可以与中华文明的三个发展阶段即“古国文明”“古王国文明”“王国文明”相对应。纵观中华文明的发展演变，首先是在小的地理区域内形成缺乏“王权”特征的“古国文明”；之后产生初具“王权”特征的“古王国文明”，但此时仍缺乏有序的国家管理机构且具有小区域特色；最终形成以中原为核心兼具四方文化特色，具有王权与王室文化特征，且社会管理体系初步完备的“王国文明”。目前考古学所揭示的可与三个“文明”阶段相对应的考古学文化实体个案，分别是“红山文明”“良渚文明”和“陶寺文明”。其中“陶寺文明”所代表的是尧舜时期的王国文明，是中国王国文明的开端，即“最初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