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复旦人的校外食堂

    来喜开在上海的国权路上，离复旦老校门一箭之遥。来喜的老板夫妇是福建人，虽是夫妻老婆店，店名却傍了“大户”——原来，“来喜饭店”是正宗老字号，原址在南京西路1267号。张爱玲在小说《色·戒》结尾这样描写：易先生脱险后，易太太的牌友们对他喊道：“请客请客！请吃来喜饭店！”20世纪20年代，德国人塞茨在哈同花园旁创办来喜饭店，因德式口味纯正，风靡上海滩。当年没有商标保护，阴差阳错，“来喜饭店”这块金字招牌竟在国权路上招摇了几十年。

    在国权路上，来喜门面小，并不显山露水。店内设有火车席，桌椅为原木色、不上油漆，在“一张方桌、四条凳子”的小饭铺格局中显得卓尔不群。复旦子弟李北宏先生在《复旦校园孩子的回忆》一文中写道，来喜比较干净卫生，“我上学时曾看见店员将餐桌搬到饭店外面，用板刷辅以碱水刷餐桌台面”。因环境整洁，加上饭菜可口、店员热情，复旦师生常来光顾，来喜便有了复旦“校外食堂”的雅称。

    20世纪50年代起进校的师生，有很多到来喜打过牙祭。不少名教授，如周谷城、周予同、赵景深和全增嘏等先生都是这里的常客。“那些名教授，你在复旦食堂未必找得到他们，但在‘来喜’，却能经常遇见。”当年还是中文系学生的于成鲲先生说，“附近的小皮匠都愿意到‘来喜’门口做生意，因为教授们修鞋从不讨价还价，他们收入高呀！”

    与老师们相比，当年的学生普遍穷，到来喜的次数不算多。据1964年入读中文系的许道明教授回忆，来喜是“教师的天下”，“教师遇上我们，装不得糊涂，通常是躲，实在躲不了，就是由他掏钱买单，我观察得很仔细，在班上说过，谁嘴里淡出鸟来，可以去‘来喜’碰碰运气，或许口福正在朝你招手呢。”

    来喜有哪些拿手好菜？从复旦人的回忆中，我找到了几条线索。历史系刘其奎教授在《追忆我的老师蔡尚思先生》一文中提到，他1965年毕业留校后，“吃八分钱一碗的阳春面、七角二分钱一斤的猪头肉、五分钱一个红烧鸡头、一角一分钱一两的土烧酒”。全增嘏教授的儿子胡庆沈先生回忆，“我奶奶爱吃‘四喜丸子’，所以父亲每次叫菜都会点。丸子每盆四个，配有青菜，吃起来酥而不腻，非常入味。”中文系吴欢章教授记得，他1952年入学后，一度生病，一位家境好的同学三天两头请他到来喜吃猪肝汤补充营养。我还听数学系李大潜院士亲口讲过：“有时夜自修结束后，我们几个同学会去来喜，吃上一碗银耳莲子羹或红枣赤豆汤。”李北宏在电话里告诉我：“当年妈妈带我去登辉堂看电影，曾多次在来喜吃夜宵，有一次吃的是黄芽菜肉丝炒年糕，味道鲜美极了！”上述记忆里，阳春面、猪头肉、红烧鸡头、土烧酒、四喜丸子、猪肝汤、银耳莲子羹、红枣赤豆汤和黄芽菜肉丝炒年糕……拼在一起，大致可凑成一份来喜菜谱。

    1964年，南京西路上正宗的来喜饭店改名为“西海饭店”；而国权路上的来喜，有人说一直开到20世纪70年代，也有人说80年代初还在营业——不管怎样，这傍名的“来喜”品牌和名号，竟比原版老字号多存续了若干年。不久前，我再到国权路来喜原址踏访，但见那片被华中一称为“桑田”的地方，已然成为工地，一幢现代化大楼即将拔地而起……

    （《解放日报》7.30  读史老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