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社会何以公德优先

    陈来的《中国近代以来重公德轻私德的偏向与流弊》（《文史哲》2020年第1期）一文，从伦理学与道德学的角度，提出近代以来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公德取代、压抑、取消了个人道德，应该恢复个人道德的独立性，强化私德，这是反思当代中国道德生活建设的关键所在。此论即出，在人文学界引起强烈反响。蔡祥元迅即发表《儒学“家天下”的思想困境与现代出路》（《文史哲》2020年第3期）一文，认为提升私德无法解决儒学“家天下”思想构架的内在困境，现代文明社会中的儒家道德建设，第一要义是要区分公、私领域，明确家、国界限。

    任剑涛所撰《古今之变与公私德行的现代理解》（《文史哲》2020年第4期）一文，从政治学的视角，引入古今变局的维度，对陈来的观点提出了回应与批评。由此，在“公私德之辩”这一话题上，政治学与伦理学两个不同的学科视域，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与交锋，而由此所产生的思想火花，必将照亮对中国现代转型及现代道德建设的进路问题的思考。

    任剑涛指出，古今之变是分析公私德行状态的前提条件，在古代视角，私德的决定性显而易见，在现代视角，公德的优先性明确无误。当代中国正处在建构现代国家的关键时刻。所谓关键，基本含义有二：一是国家正处在由传统治理模式向法治国家转变的紧要关头；二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处于一个建构的紧张阶段。前者关系到国家现代结构的落实问题，后者关涉国家权力运用的方式与绩效。基于这样的国家处境，人们高度关注公德问题，就具有了深厚的现实支持理由。

    如果在现代国家建构的关键时刻，无视公德建设的优先性，转而强调私德的决定性，那么不仅很难支持现代社会与国家的建构，而且无法走出家国同构情况下德行结构遭遇的两种尴尬：一是君政时代由圣君展现出的公而忘私的过高道德理想，成为一个无法由社会普通成员实践的虚悬道德模式；二是帝制时代由专权皇帝呈现的“天下之大公乃天下之至私”的践踏公德现象，让人们表面上对道德倾注极大热情，但内心对道德报以一种冷漠和拒斥。这种情况下的个人道德，便成为一种个体精巧地择定其社会行为、政治目标的软工具与装饰品。

    （文史哲杂志微信公号 7.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