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下书房”行走

    ■丁帆

    我的书房可不敢称“上书房”，那都是清代道光后“帝师”翁同龢之流行走的地方，所以我一次次换书房，最后两次都选择了“下书房”——地下室书房。

    我的书籍连杂志算起来总共有两万余册，虽然每一次搬家都要处理掉一批书籍，但总是觉得书房不够用，家人说我一次次的换房不是为人着想，而是首先考虑的是为书购房，此言倒是切中要害，换房的目的就是扩张书房的空间。

    照理说那些平常用不着的书籍就应该淘汰掉，但每一次搬家都是不能忍痛割爱，尤其是那些几十年前的旧书流到旧书网上去拍卖，心中有说不出的滋味。一个视书如命的读书人是难以割舍与之血肉相连的书籍的，世上并无一本无用的书籍，即使再差再坏的书，也有其史学价值，那是一种时代思想陈迹的再现。我的原则是，只有实出无奈，才选择弃刊弃书之下策。

    当然，一个读书人一旦嗜书如命，他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书籍占有欲，此乃藏书家本能的原始冲动罢。小时候我们兄弟俩把所有的零用钱都交到了新华书店的连环画柜台上了，买来成套的连环画就用一个大纸箱装起来，渐渐地就有了一箱书，小朋友来看可以，但绝不能拿走，我们深知借走的书一般是要不回来的。于是，邻家的大哥竟然把我们家当作图书馆，有时看到深夜都不肯回家。也许从少年时代开始的书籍占有欲便促成了我日后的藏书癖。

    90年代我在鼓楼的大钟亭小区分到了两室一厅的居室。由于书籍已经太多，十分渴望有一间较大的书房，适逢外语系的一位老师在锁金村有一套三室一厅的居室想换到市中心来，我们一拍即合。于是便有了自己平生第一个较大的独立书房，虽然上班较远，但是那种读书人坐拥书房的愉悦感却有了每天让你在梦中笑醒的幸福。

    我之所以较早地介入了商品房交易，就是野心勃勃地想再换一个大书房。2003年我卖掉了锁金村的房子，第一次去购商品房，目的就是想满足扩建书房的私欲，原有的那十几平米的书房已经被堆积如山的书籍弄得无处行走了。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城乡结合部月牙湖的一个跃层，那真的是一个“上书房”。跃层是十二楼，楼上60多平的大部分空间都被我打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柜，走廊拐角处大大小小不规则的书橱。每天读书写作后，推开后门，站在阳台上远眺月牙湖紫金山，倒也是“上书房”的一道惬意十足的风景画。但由于上班太远，我便又一次动了迁“上书房”的念头。

    也是天意，2008年是世界经济大萧条的年份，房子卖不出去，适逢仙林学则路招商依云溪谷小区的销售经理是新闻系朋友F君的硕士，她找到我，让我做一个广告，折价销售一套“别墅”给我，让我毅然决然地动了建“下书房”的念想。

    装修设计时我执意把半地下室再向南头院落里扩出两米多，将“下书房”变成120多平米的大空间，书柜的设计，本来是本着美观实用去的，但是由于那个设计师的失误，弄成了美观而不适用的类型，书架每一层的高度与宽度浪费了许多空间，足足少放了几千本书，储书的功能大大降低了。好在还有一间储藏室，足以堆上几吨书籍。为了解决地下室梅雨季节返潮的问题，我特意买了一个大功率的抽湿机，去年夏天测试效果极好。

    在这样的“下书房”行走，应该是我人生的最后驿站了，此言不虚。

    （《文汇报》6.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