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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本应无忧无虑的童年，小学五年级的晨晨却在思索要不要继续读书，是否应该减轻家里的负担让弟弟妹妹上学。
晨晨有着一个特殊的家庭：爸爸因吸毒被强戒，妈妈服毒自杀。年事已高的爷爷奶奶照看着他们姐弟4人。前年，大伯又意外身亡，伯母离家出走，留下两个堂弟堂妹，让这一家的情况更加艰难。
在四川凉山州，晨晨的情况并非孤例。作为毒品重灾区，这里的贫困落后与毒品泛滥交织在一起，不少涉毒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就生活在这里。面对外界的多姿多彩，他们的童年仿佛被困于大山之中。
缺失关爱的童年
晨晨是家里6个孩子中年龄最大的，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多，“一不留神就不知道跑哪儿去了”。晨晨在家里承担了很多家长的责任。爷爷奶奶身体不好，家里又是这种情况，晨晨有过不再继续念书的想法，而这个想法在她看来似乎“理所当然”。
去年，“爱之家”禁毒防艾法律服务金阳工作站民警在走访帮扶中摸排到晨晨家的情况后，联合四川省新华强制隔离戒毒所的6对民警夫妻和晨晨家的6个姐弟结对，担任他们的“警爸警妈”，左婧担任晨晨的“警妈”。
暑假的时候，6个孩子第一次走出大凉山，到绵阳参加夏令营。“警爸警妈”带着他们去商场时，晨晨看到儿童游乐园时心动了。“我让她去玩，我帮着带弟弟。但是小弟弟特别黏晨晨，过了一会儿就哭起来。这时候能感觉到，晨晨很想玩，但又非常懂事，只得放下玩具过来带弟弟，眼神却看向其他在玩的弟弟妹妹。”
“我也是母亲，挺心酸的。”左婧说，“自己的小孩该吃吃、该喝喝，想要什么基本也能得到满足，但是这些孩子因为父母的一些原因，很小就承担了跟年龄不相符的事情。”
在广东，妈妈被强戒后的小豪，上学问题也同样棘手。小豪的妈妈孙莉在广东打工，一个人带着小豪，2017年因吸毒被送到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彼时已经到了入学年龄的小豪，由于没有户口，没有抚养人员，被送到了福利院。
广东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六大队副大队长李芸告诉记者，广东女子戒毒所收治的戒毒人员中非婚生子女有两成，其中孩子是未成年人的占三成。
“最怕没有正确引导”
留守、失管的涉毒人员子女最让人担心的还是他们走父母的老路。
“他们都特别单纯，如果正确引导是没有问题的，最害怕没有正确的引导，没有人关心，重蹈父辈覆辙。”左婧说，“我们就多鼓励他们，多关注他们。”在通讯不畅的大凉山，左婧和同事与孩子之间用最传统的方式交流着——书信，“我觉得书信能寄托更多的感情。”此外，工作站上的民警每月去探望的时候，会用他们的手机连线视频。
几年前，四川省新华强制戒毒所还收治艾滋病戒毒人员的时候，左婧曾在这群人中看到过十二三岁的少年。“他们很小的时候，跟着父亲吸毒，染上艾滋病。爷爷吸毒，爸爸吸毒，小孩吸毒，一家三代吸毒的情况我们也见过。”
新华强戒所教育科科长郭葆青也提到，的确存在父母涉毒被送进戒毒所、监狱，家里小孩没人管，后来学坏的情况。“前几天和当地公安部门交流的时候，就有几个小孩在县城偷东西，因为未满14岁，后来被送去工读学校。”
王艳丽此前矫治过的戒毒人员陈婷，父母长期关系不好，十六七岁就被送进戒毒所，此后反反复复十余年。
最让王艳丽感慨的是陈婷的弟弟，第一次来看姐姐的时候，小小的，趴在窗台上，慢慢头发变长了、手臂上多了一处又一处的文身。“后来爸妈离婚，姐姐几进几出戒毒所，弟弟先是打架，接着吸毒，最后酒后伤人被关进了监狱。”
帮扶工作的现实问题
除了建立帮扶制度，更多的现实问题也在影响着帮扶工作。
广东省三水强制隔离戒毒所帮扶办主任罗淮忠介绍，三水所和东莞市、佛山市、云浮市、茂名市开展“所地合作帮扶工作站”，目前，在以上地区，已经合作建立了18个工作指导站。
但帮扶工作的具体落实跟地方财力有很大关系。“像佛山现在社工帮扶比例可以达到30:1，30个解戒人员就配有一个专职社工。但有些地方，一个镇都配不到一个社工。有的地方政府脱贫的任务都很重，想要全面铺开这些工作，财政支撑不起来，心有余力不足。”
在四川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副所长周利看来，对涉毒人员的后续帮扶工作还有更深层次的顾虑——帮扶的尺度在哪里？
她解释道，凉山州是毒品的重灾区，戒毒所帮扶的对象都是涉毒家庭，但是有一些非涉毒的家庭也很困难。
“如果我们对涉毒家庭帮扶的力度过大，或者是很频繁去帮扶，一定程度上在其他的村民中造成不好的影响。对于奉公守法的家庭，他们是不是会觉得不太公平？涉毒的家庭为什么反而能得到更多资源？”
截至2019年底，中国现有吸毒人员214.8万名，占全国人口总数的0.16%，系连续第二年减少，同比下降10.6%。
“我们看到的可能是一个单纯的吸毒行为，但背后有很多问题交织在一起，要一点一点捋清楚才行。不是把生理的毒瘾戒断问题就解决了，还要解决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才行。”周利说。
（《新京报》6.27 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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