脏话的本质

    ■[英]埃玛·伯恩

    历史上的脏话往往是以发誓或诅咒的形式出现的。在当时的人看来，这一类词语中蕴含有某种灵验的效力：恶语既出，可以呼风唤雨，变天降灾。

    现如今我们说脏话，其实打心底里并不相信它有实际的法力。虽说天打雷劈、七十二变的神力不存于人间，然而每当脏话出口，我们依然盼望着它能幻化为一道无形的剑气去挫伤对方的锐气。也就是说，恶语也好，咒骂也罢，仍在源源不断地从迷信和禁忌中汲取能量。

    但问题又来了：现实生活中的脏话不光被作为攻击和侮辱的武器，而且被用于表达人自身的愤懑不平、亲友间的同仇敌忾，或是亲昵的调笑、逗乐。脏话的功用如此多元，真是像滑溜溜的泥鳅一样令人抓不住要害，该怎么剖析、定义它呢？我在翻阅了数百项相关研究之后，得到了两条学术上通用的脏话定义：第一，情绪激奋的情况下使用的词语；第二，指代普遍禁忌的词语。回想一下您所知道的脏字、脏话，应该全部符合这两点。

    语言学家本杰明·K.伯根指出：对比全世界7000余种语言中的咒骂习语，不论在类型、用法还是使用频率上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例如，俄语的词形变化繁复，往往能将个别脏字演绎得出神入化——而溯其根本，几乎无不与对方母亲的私德息息相关；又比如，由于日本文化总体缺少“排泄物禁忌”，在日语中鲜见与“放屁”“狗屎”对应的脏话字眼。这并不代表在日本就可以畅所欲言了，“神经病”或“智障”，属于情节严重的屏蔽词。又如“见鬼去吧！”，也必须在广播节目中加以消音。也有个别语言将动物名称归为禁忌，比方说在德国，将人叫作“蠢牛”或“昏猪”会被罚款。荷兰语则习惯将疾病划入“不可说”之列——光凭指着警察先生的鼻子咒人家患癌不治，就能被判入狱两年。

    脏话似乎也不具备恒常的特性。在一国最平常不过的字眼，往往到了另外一国就在不经意间大大地犯了禁忌。如此看来，不论字词长短，字形状貌，还是读音特征，都不足以作为我们判别、定义脏话的凭据了。于是有些语言学家另辟蹊径，企图在“局部大脑活动与脏话的关联”一题上大做文章。《话语，一种有关思想的东西》一书作者史蒂文·平克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做出这样的判断：脏话并非“真实意义上的”语言——负责“高层级思维”的大脑皮层是不生产脏话的。脏话真正的诞生地，是皮质下层负责支配行动、情绪以及其他肢体行为的结构。直白地说，人类的脏话行为，应该更近似于原始动物的叫喊，而非正常语言。

    （《我们为什么会说脏话？》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 吉永劭/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