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文明冲突”是一个伪命题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在携手抗击疫情的过程中，文化、文明的力量始终在发挥积极作用。无论是“山川异域，风月同天”，还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抑或“道不远人，人无异国”，这些文字为困境中的人们搭建起了心灵之桥，为国际社会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凝聚起文明力量。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将疫情政治化、将病毒标签化，甚至挑战人类文明底线的言行，“文明冲突论”有所抬头。事实上，一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同的文明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历史。这是文明间关系的主流。

    有时，不同文明之间可能发生恶性冲突，但主要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少数极端分子之间，而不是发生在不同文明背景的广大民众之间。这类冲突大体源于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因此，尽管世界历史发展进程受到文明因素，包括宗教、民族、文化因素的影响，但纯粹的“文明冲突”或完全由文明差异导致的冲突是不存在的。

    只要努力解决深层次的政治、经济、社会矛盾，克服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解，促进不同文明之间的沟通、对话和交流，就可以遏制极端主义的滋生，为构建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所谓纯粹的“文明冲突”，特指排除了政治、经济等因素的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这其实是一个伪命题，世界上并没有这样的“文明冲突”。

    回顾世界历史，许多冲突和战争最初是发生在同一个文明内部的，如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策源地都是欧洲，战争之初两大对立集团的主角也几乎都是基督教文化圈国家。

    再来看国际现状，目前在阿富汗、叙利亚、利比亚、也门等地发生的内战或内斗，也基本上属于伊斯兰文明内部不同教派或不同集团的冲突，西方列强的干涉和挑动往往是起因。

    当然，世界历史上也有许多冲突、战争发生在文明范畴之外，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但是，它们最初都源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上世纪中叶，德国的分裂也主要是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冲突双方均属同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处于同一文明圈内。

    即使冲突的双方具有不同文明或文化背景，如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战争、近现代历史上一些亚非国家反对西方殖民主义的战争以及近些年发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其根源主要还是在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矛盾的激化。

    上述源于政治、经济因素的冲突，与宗教、民族、文化等因素混杂在一起，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历史影响。马克思曾把19世纪欧洲列强争夺奥斯曼帝国遗产的斗争称为“东方问题”，即“对土耳其怎么办”的问题。它使横跨亚欧非三大洲的那块地区，成为当时一系列争端的策源地。

    直到现在，在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前南斯拉夫地区的冲突中，仍然可看到“东方问题”的后遗症。它们又与现实的政治、经济权益之争，如争夺油气控制权等明争暗斗纠缠在一起。

    近年来，还有一个趋势逐渐显现，即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对某些争端进行了未得到国际社会认同的强力干预，由于干预一方与被干预一方分属不同的宗教、文化圈，就特别容易引起不同文明之间的误解与对抗。美国发动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就使得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之间的误解、对抗大大加剧。

    穿过历史的迷雾可以看到，真正的文明之间是不会发生冲突、制造隔阂的。换句话说，挑起冲突、制造隔阂的并非“真正的文明”，而是打着文明旗号的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极端主义。

    文化霸权主义主张自己的文化和文明至高无上，对与自己价值观不同、不一致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刻意加以压制、排挤和改造，试图将多元文明置于自己的控制和支配下。

    文化孤立主义无视数千年来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的历史，反对文化交往和沟通，要求确保未受任何污染的“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以至于闭关自守，排斥一切异己的民族文化、宗教文化。

    文化极端主义是文化孤立主义发展到顶点而形成的一种极端思潮。它不仅反对文化交往、文明对话，还鼓吹以暴力和血腥的手段摧毁“异端”文化，乃至消灭“异端”的民族、宗教群体。

    从这个角度来看，所谓伊斯兰“圣战”思潮、白人至上主义、极右翼种族主义、新纳粹法西斯主义等破坏和平发展、危害人类安全的荒谬理论和极端思潮，绝非“真正的文明”。

    一提到“文明冲突”，很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人们将其关于文明问题的一些著述称为“文明冲突论”，这是一种扭曲和误解。

    其实，在亨廷顿的理论中，“文明”的概念是十分混乱的。以严肃的学术研究标准来衡量，相关著述中的历史、地域和政治标准也往往被任意替换。因而，他得出的结论有时是片面的，有时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有意思的是，亨廷顿的看法也在发生变化。比如，当许多人将“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视为文明冲突时，他又认为这些事态发展并非文明冲突的结果。可见，是否可以将亨廷顿的文明理论简单地、整体地归结为“文明冲突论”，是可以打上问号的。

    为了深入探讨相关话题，我曾拜访亨廷顿教授本人。他明确表示，自己强调的是不同宗教、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和碰撞会在世界历史、国际关系发展进程中产生重要作用，因而要对文明因素予以重视并加以研究。

    同时，他再三说明，自己并不赞成所谓的“文明冲突”，并建议大家去仔细阅读他的著述，注意一个结论——未来世界将不存在“全球性的文明”，而是一个由不同文明组成的世界，所有文明都必须学习共存。

    （《解放日报》6.16 潘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