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指导性案例适用的困境及其破解
方乐在2020年第2期《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上说,最高人民法院希望通过指导性案例制度的建立来形成一个成文法体制下的判例市场,但从近十年来的司法实践看,判例资源进入裁判活动的频次依然相对较低。与此同时,高级法院在处分判例资源上表现得极不稳定,中级法院和基层法院虽然表现得较为稳定但频率又确实过低。此外,在裁判文书说理上,法官缺乏对指导性案例的偏差性理解的正式回应。要提高判例资源的司法适用,就必须在破解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优化案例资源竞争的市场环境,在法院系统内建立以指导性案例生产和适用为中心的司法声誉氛围,并在法院系统外寻找到能够有效激发社会大众运用指导性案例积极性的制度机制。
创建“中国解释学”
张志伟在2020年第3期《北京大学学报》上说,复兴传统文化的关键,在于使中国传统经典“现代化”。而解决当今时代所遭遇的种种问题,汤一介先生在多年前提出了借鉴西方解释学而创建中国解释学的设想,意在通过对传统经典的现代解释使之对当代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就此而论,以伽达默尔为代表的哲学解释学对于创建中国解释学具有理论上和方法上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