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6”如今对陈珂有着特殊意义。每次消费前，他都要把商品价格除以6——作为一个外卖骑手，6元是他每单的平均收入，他想知道眼前的商品需要送多少次外卖才能买到。
两个月前，他还是个白领，在上海一家马拉松赛事运营公司里，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办公桌。在家人眼里，这是一个重点大学毕业生应该有的样子。
疫情改变了一切。今年上半年，全国各地的马拉松赛事都被搁置，失去业务的公司就像进入了“休眠”。陈珂每月的收入从1.2万元，降到了上海的最低工资标准2480元。
他选择“打零工”来度过这段时期，除了外卖骑手，这些“零工”还可能是快递员、滴滴司机、代驾，或者网络主播。他们处在不同城市，曾经从事不同的工作，现在他们不得不做出改变，去适应不确定性越来越高的外部环境。
一
接到公司通知停工的电话时，陈珂没有感到一点意外。那段时间，他总是在公园的长椅上，“一坐就是一下午，感到从未有过的无助、慌乱”。
他针对自己的相关行业投了十几份简历，想找一份短工，但没收到任何一个面试通知。他清楚，这些公司也都在经受疫情的冲击，这一次，运气没有站在他这边。
与此同时，在河南郑州，翟一帆正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他在一家旅游类的公司上班，受疫情影响，公司业务完全停滞，员工工资停发。他的妻子也在旅游行业工作，两人只能待在家里，等待疫情结束。
一开始，翟一帆并没有把这种状况太当回事。原本每年春节过后就是旅游淡季，他习惯这段时间的低收入状态。压力来自于快速缩减的积蓄。每月初，银行的账单就会准时发到他的手机上，房贷和车贷加起来要1万多元，再加上一家三口的吃穿用度，翟一帆的家庭收支彻底失衡。
待业期间，陈珂拥有最多的是大把的时间。他想把这些时间利用起来，尽可能转化成收入。
他开始关注那些门槛不高，又能快速上手的工作。他考察过快递员，最终因为时间不够自由放弃。他也注册过滴滴司机，但又不相信自己的“车技”。
外卖骑手成了他的最佳选项。对陈珂来说，从事这个职业需要投入的一笔最高成本，只有不到200元——一套新的头盔、骑手服，再加上餐箱。电动车可以租，每天10元。装备到手，再经过两天的线上培训后，陈珂拥有了一个新身份：饿了么外卖小哥。
翟一帆选择了当代驾司机。这个职业要求有5年驾龄，并且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因此比起外卖员，年龄门槛也偏高。
在滴滴代驾的面试现场，翟一帆与50多个中年男人聚在一起。这些未来的“同行”原本来自各行各业，“有搞午托的、卖建材的，还有开货车的”。
二
第一天送餐时，陈珂碰到一家出餐慢的饭馆，因为太过着急，他把塑料袋上的“46”看作了“49”。眼看就要到达目的地，商家突然打来电话，告诉他拿错了单。他只能原路返回、换餐，再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时，已经超时近20分钟。这次紧张的送餐过程，最终没有给他带来任何收益，只换来站长一通责骂。
因为不熟悉流程，这天陈珂路没少跑，却只送了7单，收入39元。最后一单送到一半时，电动车电量耗尽，他只能把车子停到路边，骑共享单车跑完了最后5公里。
来到客户门前，他已经满头大汗，双腿软到“差点没跪下”。他不断向门缝里伸出的脑袋道歉，完成订单后一边自责，一边慢慢挪到小区门口。
站在路边，他感觉自己累到再也迈不出半步，不得不忍痛“奢侈了一把”，打了辆“滴滴”。他给司机指路，先开到电动车停放的地方，卸下电瓶和餐箱，装进后备箱。“你们外卖小哥现在下班都开始打车了？”司机从后视镜里盯着还穿着骑士服的陈珂，一脸疑惑。
陈珂苦笑，把一天的遭遇分享给面前的陌生人。话音刚落，司机抬手在手机屏幕上一划，结束了行程。“小伙子，咱们都不容易，剩下的路就当我送你回家了。”坐在后排的陈珂侧过脸，眼泪流了下来。自己跑了一整天，收入不到40元。如果再除去车费，当天几乎等于白干。
陈珂也把自己的新职业当作了秘密。3个月来，他没在同事群里透露过任何关于自己送外卖的信息，家人是最重要的“保密对象”。
三
送到第十九天时，陈珂的日收入第一次突破了300元。那天，他买了两杯星巴克犒劳自己。看着握在手里的咖啡，他首先想到的是“需要送10单外卖才能买到”。
不管是送外卖，还是代驾，跑完一单就马上能看到自己刚刚挣到的钱，这种收入模式几乎改变了陈珂和翟一帆的消费观。“以前工资都是按月发，感觉钱还不少。现在每天在手机上看到自己的收入，感觉那都是辛苦钱。”翟一帆笑着说。
做代驾前，他每天下班后，不是与朋友聚餐，就是在家打游戏。现在，晚上7点半，他会准时带上折叠电动车出门，开始一天的工作。最晚的一次，到家时已经天亮。
陈珂每天要走超过1.5万步路，爬50层楼。最惨的一次，他碰到一个小区电梯维修，只好一口气爬到12楼。
做骑手后，陈珂逐渐明白，任何一种工作，想要真正做好都不简单。晚上送餐时，他看不清楼栋号，就买了支手电筒。为了防止洒餐，他买了固定餐盒的夹子。
成为代驾后，翟一帆开过各种各样的“豪车”。他提前做了功课，把很多车型的挡杆、手刹，甚至车灯开关的位置，记到了自己的手机上，空闲时就拿出来翻看。
“我每天都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看到各个阶层的生活。看的多了，自己慢慢也有了平常心。”陈珂说自己打消了一些不切实际的想象，也不会再轻易怨天尤人。
6月初，陈珂的公司终于复工了。他再次回到工位上时，已经有了不同的感觉。他没有把电瓶车退租，周末时又“重操旧业”。只是这一次，他已经不在乎周围人的眼光。
（《中国青年报》6.10 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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