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礼法之治”

    一些研究我国古代法律史的学者认为，我国古代法是一种“律令体制”，即把我国古代法归纳为“律”和“令”两种法典形式。“律”“令”都属于“公法”，“律”即刑律，“令”是对“律”的延伸、补充和细化。我国古代法除形成“律令体制”，还包括礼典、大量的礼俗习惯法等。这些规范习俗被不少学者称为“礼法”，并认为由此形成了“礼法之治”。

    我国古代“礼法之治”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历史过程。夏商周三代之时，夏有“夏礼”“禹刑”，商有“殷礼”“汤刑”，周有“周礼”“九刑”。这一时期可以说是礼法体系的初创阶段。春秋战国至秦代，礼刑分离，也是“律令”发轫时期。汉承秦制，又在法制领域向“礼”回归。同时，礼典和民间礼俗习惯法都有所发展。不同规范形式有其各自作用领域，并不是只有“律令”在起作用，仅靠“律令”也无法包容所有权利义务关系。我国古代法逐步形成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共同发挥作用的模式，其中的礼典、律典到唐代日益成熟。这样就形成以礼率律、律外有礼，礼典、律典、礼俗习惯法三者相辅相成的治理格局。

    对于“礼法”一词的理解见仁见智。有学者认为，“礼法”是一个法哲学范畴，也是一个治理概念。“礼法之治”这样一种治理模式，既发挥法律刚性规范功能，又发挥礼仪和道德的教化作用，同时尊重民间事务自理自治习惯，体现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也彰显出传统社会治理的特有智慧。

    （《人民日报》6.8 俞荣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