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关键性差别

    西方文化的传统，不论是哲学，还是近代兴起的实证科学，都是面对千差万别变动的现象世界，追求背后的本质或本原，追求现实之外的永恒、普遍、统一的真理。这是一种二元分离乃至对立的取向，本质与现象、本原与现实因为对立而无法统一。

    在现实生活中，这种取向会转变成对标准的追求，认为只有建立了一个可定义、普适化、可操作的标准，才把握了事物的本质。用标准来规范个体，常常会导致个体差异被抹平。

    如果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才是哲学并以此为标准来看，中国没有严密的逻辑推理体系，没有脱离形而下的纯理性思索，所以，中国也就没有哲学。但是，哲学并不就等于形而上学。中国文化的传统从不把现象与本质、形而上与形而下割裂开。

    《周易》讲的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与“器”在名义上虽然可以分开，但在现实中是无法分开的。“道”不离“器”，“器”不离“道”。这个特点也可以用宋明理学的范畴来说明。

    宋明理学有丰富的逻辑分析，理学家在形而上层面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理”和“气”同样是不可分离的。朱熹就认为，“理，形而上者；气，形而下者”，“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在作理论分析时必须区别“理”和“气”，但在现实世界中，“理”和“气”是融为一体的。

    《论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子游说子夏的学生在洒扫、应对、进退等日常举止上是可以的，但这些都是枝节，根本的道理却没有传授。子夏听说了以后，大不以为然：不从人伦日用入手，怎么能认识天道性命呢？

    理学家对子夏的话非常推崇，认为“圣人之道，更无精粗，从洒扫应对与精义入神，贯通只一理”，又说“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为两段事，洒扫应对是其然，必有所以然”。

    真正的道理无所不在，道就在人伦日用中，不是离开现实另外有个道。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就是常道，要重在从人伦日用中去体悟，这就很好地贯通了道与器。形而上与形而下，是贯通的还是分离的，这是中西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一个关键性差别。

    近代以来，由于实证科学的影响，我们已经习惯于标准化的思维方式。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自身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要量体裁衣。

    （前线理论圈微信公众号5.14 楼宇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