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过去一直以为,只要大量农民工可以去沿海地区打工,能就业,能有工资收入,有钱带着回老家就可以了。这一套城乡模式是候鸟式的。农民的就业、收入、生活来源,和他作为归宿的乡村是隔离的。两者分离在常规年份问题不显,当疫情来了以后,封城封省的结果就是把农民就业的机会堵住了,把原来流入地区的劳动力堵住了。
在我看来,背后实质是城乡关系问题。这次疫情以后,我们要思考的是未来的农民到底往哪儿放。一定要加快解决农民工在城市的落地和城市权利问题,不能再让农民家庭成员之间分离,农民的职住生活分离。另外,他们基本的公共服务、社会保障和教育权利仍继续游离在整个城市化进程和体制之外,这是要补的最大短板。
我们原来一直讲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现在已经有所变化。现在年轻夫妇去城市,一般孩子跟着去城市,孩子回去也是在当地的县城读书。所以现在农村最困难的群体就是乡村的老人,心理、生理、收入等都处于被忽略的状态。对乡村老人的救助,他们的归宿、基本保障,应该是我们发展的重点。
(《北京日报》5.18 刘守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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