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户家庭的“全家福”

    几个月来，摄影师黄庆军的《家当》系列组照引起普遍关注，让无数网友着迷。

    此前，他用17年的时间，为102户中国家庭拍下“全家福”。人们把全部家当一件一件摆在自家门口，家人们或坐或站，和自己的家当合影。

    实际上，《家当》系列作品早年在登上《中国国家地理》《德国国家地理》《卫报》等报刊时，就引起了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的关注，他在2012年见到《家当》作品后，曾与黄庆军互换作品留念，并写道：“你的作品，是我观看中国的一扇窗口。”

    这些浓缩的小小“全家福”何以最近在国内蹿红？有网友说，把它们放在一起，犹如徐徐打开一幅社会情境长卷，观之可亲。这些图景被艺术批评家王春辰称为“社会的骨相”，时代的转换，历历在目。

    第一台相机

    1971年黄庆军出生于黑龙江省大庆市，从小生活在东北的农村。父亲在他三个月大时意外因工伤去世，妈妈一个人承担起生活的重担，拉扯他长大。幸运的是，在清苦的日子里，一个偶然举动激发了他对摄影的兴趣。

    那是1986年，大庆有个“龙凤青少年宫”搞得很活跃，身边同学有的学画画，有的学书法，当时连相机都没有的黄庆军“找地方借了一台”，成功报上了自己向往的摄影班。

    那时的他觉得背着机器出去拍照，是太酷的一件事了。特别难得的是，妈妈很支持他的“不务正业”——他盼来的第一台相机是国产的“华山”机器，“花了100多块钱买的”。后来又买了理光10，“我特别感谢老娘，当时花了1700多块，那是我们家最贵的东西。后来我家才买的电视机，黑白的，500多块”。

    也许因为痴迷照相，他学习成绩不算好，中考上的技校，毕业后自然而然进了供电局，当了七八年电工。他的业余时间全部用来琢磨怎么拍照片。冬天出去“扫街”，不一会儿就顶着挂了霜的“一头白发”，手指头像是要冻掉，但“拍得老高兴了”。他还想方设法搜集一些香港的摄影书籍，看完常有“原来还能这样拍”的顿悟。

    很快到了1992年，那年在北京举行的中国摄影艺术节是摄影爱好者的一大盛事，新设置的“金像奖评选”环节，简直成了圈里的“爆炸性消息”，没有爱好者不关注。黄庆军下决心“非得去看看那个展览什么样”。他说走就走，上火车补了张21小时的硬座票，直奔北京。

    丰富的展览内容果然使他大开眼界。在诸多参展摄影家中，他注意到一位金像奖提名者——王福春。起初，是因为王福春来自黑龙江哈尔滨，同是老乡，后来他发现王福春的作品风格让他“越看越喜欢”。站在展厅，他突然冒出一个大胆的念头，“要能拜他为老师多好！”

    当年的摄影展举办的活动很接地气，有不少亲近“大咖”的机会。黄庆军后来不仅见到了王福春，还聊得很顺畅，他寻思可能是“因为自己有点想法”，王福春竟然很高兴地收他为徒。那年他21岁，命运在这一刻发生了转向。

    1993年，黄庆军路过故宫门口，抓拍到一个外国人穿上宫廷戏服的场景，这张名为《找一次感觉》的作品，获得了中国日报举办的“外国人在中国摄影比赛”一等奖。当时报社的摄影部主任王文澜先生很快给他寄来一本报社的台历，并手写了“庆军你好，用心拍”几个字。王文澜写的寄语与王福春老师一直鼓励他的话不谋而合：“把镜头多对准人。”

    拍摄“家当”系列

    渐渐地，黄庆军感到“拍的风光再好，总觉得没有人看起来生动”。这时，他接手与《中国国家地理》杂志合作的一个项目，“找一些有特点的人，让他们把自家东西搬出来拍”。那次拍了四个省的四户人家。再次把镜头瞄准人，让他产生创作的冲动，也成为拍《家当》系列的灵感来源。那阵子他只要有时间就泡在798，“看更多的艺术形式”，并有意识地重新构造拍摄计划。

    中国那么大，怎么选择拍摄对象呢？2003年的互联网还没那么发达，黄庆军想，熟悉的农村——长白山种人参出名，每家有自己的房子，还有自己的院子，相对独立，也相对好拍。于是他马不停蹄找到村子里，一家一家去问愿不愿意拍。有时挺幸运，“赶上人家正在搬家，上去一说，正好就先停一下、抓紧拍一阵。”大多时候他得说服人家，还得自己帮着往外搬家当，“再不成找人帮着搬，搬完了再给人家搬回去，恢复原貌”。

    拍完了，有的很少联系他，有的人还常有联系。有的人家早已离开农村，搬到了城市，有的老两口骑行去了拉萨。有对绍兴的老两口去世了，黄庆军还清晰记得2007年拍摄时老两口跟着忙前忙后的样子，“不知道那所老宅子、老家具是否还在。”

    作为拍摄者，黄庆军有颇多感触，“照片并没有让他们改变什么，尤其是农村，改变都来自他们自己的奋斗。”拍摄中不少人和事让黄庆军深受感动，“有很多人对家乡真切地热爱，愿意为家乡的建设真正去付出”。

    他指着一张水乡背景的照片回忆，刚联系到这位南浔古镇的沈嘉允老先生时，他在电话里就很痛快，“没事儿，你来拍吧。”等到见面说明拍摄方法，尽管“没想到这么麻烦”，沈老还是表示支持。因为家里东西零七八碎太多了，光搬东西就整整花了一天的时间。可沈老却说，“只要是对宣传南浔古镇有益的事儿，我都愿意做。”

    黄庆军也曾尝试用同一个主人公表现时空变化，但能二度拍摄的家庭寥寥无几，安永庆是个例外。2011年黄庆军第一次拍摄时，安永庆初漂北京，住在前门边上的一条胡同里，租金一个月300块钱。8年之后黄庆军再次找到安永庆拍摄，他早已离开北京，去福建的乡下租了一所简陋的房子，“静心读书，过着朴素的生活”。

    这样的改变也触动着黄庆军自己，“过去觉得需要挺多的东西才能满足，现在只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能够更简单一点。”

    好作品是有共性的

    拍摄《家当》的17年间，黄庆军去过近30多个国家，互联网对社会产生的影响让他感触很深。也因此，2015年他用23天拍出了《家当-网购》系列。从北京出发到吉林，然后经哈尔滨、漠河，转至内蒙古，再奔赴喀什；再由拉萨到丽江—柳州—杭州，最后在北京一口气儿拍完最后一个场景。同一时期不同地区不同职业的人，他们的网购生活在镜头中真实地呈现，也留下很多让他印象深刻的故事。

    黑龙江漠河的小伙王雅峰通过10年的账单才回想起来，自己在淘宝上的花费已经超过了22万元，他的旅店和家当几乎都是来自网购。他的屋后就是中俄边境线，对他来说，网购是生活中重要的乐趣。

    生活在新疆喀什的麦合穆提·吐尔逊夫妻，拍摄时妻子怀孕了，按照当地的习俗，孕妇的面庞是不能示人的，但是她戴上口罩愉快地接受了黄庆军的拍摄。当时在南疆，大部分当地人并没有麦合穆提这样的网购体验——他是家族里唯一的大学生，英语、汉语流利，对他来说，网购很平常。

    贾昱昊和吕雪峰起初是工程师，2011年两个小伙子辞去工作，定居拉萨，经营客栈。客栈里近八成的东西都是网购而来，咖啡机、“手办”，还有他们酷爱的户外装备。拍摄时他俩套上睡袋，笑逐颜开。对于他们来说，网购帮助他们实现自我。现如今，他们转出了客栈，分别生活在福建、陕西。

    在所有《家当》作品中，黄庆军坦言最喜欢2007年8月拍摄于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的那张照片。它不仅曾被摄影大师罗伯特·弗兰克看中，韩国策展人具本昌也曾表示这张照片“就像国画里的上品，也是《家当》里的上品”。在拍摄时，打动他的就是当时的画面，很干净。他觉得“好的东西，一定是有共性的”，古老的物件、现代化的风力发电，碰撞出很多让人深思的线索。

    黄庆军觉得，是照片中那些平时不被注意的、被遮蔽的物件引起很多观者的共鸣。很多人留言说它们见证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生活方式的变与不变。黄庆军感到欣慰的是，在拍摄时自己最注重的恰恰就是这些情感与环境。

    （《北京青年报》5.15 李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