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卫生首先要姓公

    5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并提出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我国的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下称疾控体系）主要由国家级、省级、设区的市级和县级四级疾控机构组成，承担着公共卫生中一部分核心专业职能。疾控体系究竟应该怎么改？疾控体系改革又会不会牵动更全面深刻的公共卫生改革？记者就此采访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科学家曾光。

    对疾控的贡献认识“不充分” 

    记者：在这次新冠肺炎疫情中，我们能听到很多临床医生的声音，但作为“主角”的疾控人，似乎发声并不太多。

    曾光：疾控人发出的声音太少了。

    记者：你如何评价疾控人在疫情中的表现？

    曾光：我觉得表现相当出色，立下很多功劳。可惜媒体报道不够充分，社会对疾控的贡献认识不足。比如，到现场调查的是谁？是疾控人。又是谁揭示了疾病的自然史？也是疾控人。是谁发现这种病在潜伏期就有传染性？还是疾控人。还有，是谁提出这种病的潜伏期是14天？仍然是疾控人。要知道，14天这个标准已经是一个世界性标准。此外，也是疾控人率先向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相关情况，并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引起国际重视。这些都是疾控人做的工作。

    记者：你觉得媒体对疾控人的贡献报道不充分的原因是什么？

    曾光：这跟我们疾控系统的纪律有关，纪律不允许我们向媒体表达。有了委屈、受到冤枉，也不能透过媒体去向社会解释。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公共卫生不受重视。这也是这次疫情一个很深刻的教训。应该说，长久以来，搞公共卫生的人地位不高，甚至可以说比较弱势，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与此同时，社会对疾控人的期待又很高，恨不得要求疾控人一到现场就能马上弄明白原理，赶紧把疫情控制住。实际上，社会对疾控人的贡献认识不充分也好，对疾控人的期望值非常高也罢，都反映出社会对公共卫生其实不是特别了解。

    公共卫生改革和医改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样的

    记者：去年6月，你在“中国医改十年：回顾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对公共卫生提出了公有、公益、公平、公开和公信的“五公”思考，这是为什么？

    曾光：我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是多年对公共卫生思考的总结，但很多人并未理解。那其实是一次提高公共卫生重视度的机会。后来有参会的领导干部告诉我，对没有及时重视公共卫生改革表示遗憾。

    记者：公共卫生跟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既有联系也有不同，改革策略应该不同吗？

    曾光：公共卫生改革和医改的改革策略是不一样的。什么叫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是关系到一国或一个地区人民大众健康的公共事业。可以说，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个公共卫生的典型案例。公共卫生改革涉及更多的政府部门和社会群体，政府是公共卫生的第一责任人。

    虽然医改离不开公共卫生，公共卫生改革也少不了医学，但二者的改革内容差别很大。医改的改革策略不足以决定、支撑公共卫生改革。公共卫生改革宜单独策划。道理很简单，医改改得再好，也没办法从根源上防范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公共卫生以往多次改革，效果并不好。

    记者：在你看来，哪些关于公共卫生的改革措施是值得商榷的？

    曾光：公共卫生，首先要姓公。但以往的改革把很多地方的卫生防疫站都推到市场，不再姓公了。一边要搞疾病防控，一边还要想着挣钱，这样的机构很难做好公共卫生。这样的改革，大大影响公共卫生的效果，一定程度上造成队伍人心涣散。公共卫生改革应该改回来了。

    一些地方的改革把疾控中心给改没了，或者让医院来管理疾控机构。这样的改革是搞不好公共卫生的。因为疾控机构本来对医院是有一定检查督导作用的，把疾控机构划归医院领导，检查督导作用就没了。出现这些问题，本质上还是对公共卫生不了解，遵循公共卫生的规律也就无从谈起。操盘公共卫生改革的人不太了解公共卫生，对改革的结果也不承担责任。社会对公共卫生不像对临床医疗那样有敬畏心，都觉得公共卫生很简单、谁都懂、谁都能改，改革中考虑公共卫生人的意见也少。

    传染病暴露出来后不报告，无异于鼓励掩盖

    记者：你的意思是，由于政策制定者的知识结构、认知水平等原因，在制定政策时，可能就已经埋下了公共卫生诸多问题的伏笔？

    曾光：对。就拿传染病防治法来说，它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传染病病人或疑似传染病病人时，都应当报告。但这部法在执行时管不了政府部门。2004年就修改传染病防治法征求意见时，我就提出，这部法要有办法让政府部门守法。新冠肺炎疫情也告诉我们，如果传染病防治法不能让地方政府守法，如果有法不依、违法无罚的局面不打破，很多问题可能重演。

    记者：你的意见当时收到了什么反馈？

    曾光：疾控中心让我去当时的卫生部讲我的意见，后来我还到国务院、全国人大的相关会议上讲，该去的地方都去了，但是我的意见没有被接受吸纳。

    我还要强调法律对政府部门的约束力。如果政府部门不遵守法律不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带来好处，公共卫生很难做好。举个例子，现在很多城市都在争创国家卫生城市，指标之一是无甲、乙类传染病暴发疫情，无脊髓灰质炎病例发生，无院内感染引发的传染病暴发疫情和死亡事故。在这样的指标体系下，如果争创国家卫生城市的重要关头出现相关传染病，会不会即便疾控机构想报告，但上级政府不让，最终还是不报告？如果疾控机构一意孤行报告了，疾控机构的领导会不会反而被认为“没有大局意识”、受到上级政府批评？

    正常情况下，传染病暴露出来后，发现传染病的人应该被表扬，但如果现实是很可能遭批评，那这是不是无异于鼓励掩盖？

    记者：你谈到的公共卫生的诸多问题，都是由来已久的老问题。

    曾光：我们现在都承认公共卫生安全非常重要，但在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域，管理手段却不能与之匹配——我们对公共卫生实行的还是横向管理，横向管理就意味着地方政府说了算。

    记者：你怎么看未来疾控改革的方向？

    曾光：我建议至少也要是垂直管理和横向管理相结合，在监督体系上应该是垂直管理。

    公共卫生还不光是管理手段上的困扰。我国公共卫生的一个尖锐矛盾，在于问题最大的贫困地区公共卫生经费最少。因为公共卫生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地方政府，地方政府财力不发达，公共卫生的日子就不好过。这势必造成人才流失的“孔雀东南飞”现象，长此以往，贫困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肯定受到冲击。

    记者：我国公共卫生的这些情况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明显吗？

    曾光：差距非常明显。现在我国的公共卫生改革还有一件大事，就是要走向世界。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有员工26000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才2100人。我们的经费可能不足美国的1%。再以流感疫苗接种为例，我国流感疫苗的接种率大致为2%，有些国家能达到80%。这些数据跟我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很不相称。

    经由新冠肺炎疫情，公共卫生的改革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未来社会对公共卫生、对疾控系统也会有更为清晰的认识。毕竟，再不重视公共卫生，那可真就晚了。

    （《瞭望》2020年第19期 张冉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