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是在深度全球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全球化的理论基础在于尽管各国的文化、制度、种族、发展水平、意识形态等有相当大的差异,但都能够通过和平自愿的合作(包括贸易、投资和文化交流等)各取所需,各自得利,这是一种正和游戏,各方财富得以不断增加。但疫情却暗示着一种零和甚至负和的关系:其他的人可能是带病毒的,与他们合作可能会被感染,或者会被隔离,有着不可知的风险。对疫区来的人不管健康与否都百般防范甚至歧视,即使一国以内也是以邻为壑,这意味着共同体的基础遭到了侵蚀。而在国际层面上,也难以避免这种情况,各国相继拒绝外国人入境,只是根据护照而不是健康状况来区分,这客观上有助于排外情绪的滋长。
如果疫情长期持续下去,现在各处封城锁国的紧急状态可能会成为一种准常态。在封闭的环境下,极端思想如民粹主义、种族主义等更容易博取人心,他国的灾难可能成为某些人的政治资本,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冲突可能会增多;同时,疫情长期持续也将迫使全球产业链重新布局。
以上可以算是新冠疫情对与经济生活休戚相关的国际合作的威胁,但我们也要看到,疫情同时也为国际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在新冠疫情成为国际大流行病之后,抗疫事业本身就成了一件国际事务。鉴于新冠病毒极高的传染性,任何一国一地的失败都有可能导致病毒卷土重来。因此,至少任何一个大国都不能独立于他国疫情而独善其身。抗疫的成功有赖于各国共享相关的最新信息和前沿技术如检测方法、疫苗和药物等,协调行动,互相支援,紧密合作。而这又需要各国正确的认识和高度的信任。
此外,疫情期间,居家办公、在家上学广泛应用,各种远程技术和信息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这有助于世界各地的人们以极低的成本联系在一起。在实物贸易之外,人们将更多地通过远程交流来合作互助。
总之,疫后的全球化可能以另一种更深入的方式进行,不仅是和平的贸易与交流,还有规则和价值的整合。
(《深圳特区报》4.28 吴荻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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