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政府发放消费券

    前几天读《续资治通鉴长编》，看到了一则记载：北宋嘉祐年间，韩绛担任成都知府，“在成都凡再岁。始，张咏以券给贫民，令春籴米、秋籴盐。岁久，券皆转入富室。绛削除旧籍，召贫民别予券，且令三岁视贫富辄易之，豪右不得逞”。

    这则史料说的是：早年，张咏任益州（成都）知州时，曾给当地贫民派发消费券，凭券可在春季购买粮米、秋季购买食盐，由政府埋单。但时间长了，这一制度产生了弊病，消费券最后都集中到富人手里。韩绛就任成都知府之后，对消费券之法作了改革：按照居民家庭收入水平重新制定贫民名册，然后重新发放新的消费券，旧的消费券则作废。并规定每三年根据居民财富状况调整消费券发放名单。

    实际上，许多我们以为只有现代社会才出现的政府举措都可以在宋代文献中找到，比如在经济受疫情影响而下行时，政府通常会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

    《梦溪笔谈》记载：北宋皇祐二年（1050年），两浙路发生灾荒，“吴中大饥，殍殣枕路”，当时范仲淹为杭州知州，兼负责浙西一带的赈灾。范仲淹除了给饥民“发粟”之外，见“吴人喜竞渡，好为佛事”，便“纵民竞渡”，鼓励民间多办些赛龙舟活动，鼓励居民出游观看比赛。他自己则每日“出宴于湖上，自春至夏”。又叫来杭州的“诸佛寺主首”，告诉他们：“饥岁工价至贱，可以大兴土木之役。”诸寺主首觉得有道理，于是大兴土木，雇用了许多工人。杭州政府也大举兴建“新敖仓吏舍，日役千夫”。

    范仲淹的做法很快引起宋朝监察系统的注意，浙西路的监司弹劾“杭州不恤荒政，嬉游不节及公私兴造，伤耗民力”。范仲淹坦然处之。朝廷派人一调查，发现范仲淹之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范公的举措，暗合了通过扩大投资与鼓励消费来拉动经济的理论。当时杭州的“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这无数人，都因为范仲淹施行的经济刺激政策，而不致失业、沦为流民。那一年，“两浙唯杭州晏然，民不流徙”。《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赞扬说，此皆“先生之美泽也”。

    （《南方周末》4.16 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