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最早逆行者归来

    在武汉与疫情战斗了75天后重返上海，钟鸣不可避免被要求说上几句。停机坪上一眼望去，满眼的横幅、鲜花，各媒体已然摆开阵势，许多人就是冲着他这位“上海最早逆行者”来的。

    走下舷梯后，他在举起的话筒前刚讲了一句就哽咽了。努力调整之后，他没再继续那段想好的话，只说：“我回来了，武汉很好！武汉在恢复！”

    后来他回想，为什么脑子里会跳出这句话呢？“其实是下意识在给自己找理由，告诉自己，你是可以走的，武汉已经恢复了，不要心里不安。”7天以后，坐在隔离酒店书桌前，已经回归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角色的钟鸣缓缓说着，手指拨弄着纸张。

    隔离的第一周里，钟鸣拒绝了所有采访，却多次与一群人连线，最长进行了6小时。连线也只是聊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讨论原来的某位病人现在怎样了，也有人兴致来了就唱首歌。这群人，钟鸣称之为“战友”，都是曾在武汉市金银潭医院南六病房支援的医护。那个城市、那个地点，深深吸附着他。即使已经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仍然想听到关于它的任何消息。

    海啸突如其来。1月23日10点半，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成员、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副院长、著名重症医学专家邱海波给钟鸣打了一通电话。“他问我能不能过去？我说我个人肯定是没有问题的。接着，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的相关领导就直接打电话通知我，给医院发调令。”

    “ICU界的圈子不大，很多人认可钟sir在这块的专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重症医学科主治医师何义舟说。私底下，他们会叫钟鸣“ECMO大神”。

    收拾停当，下午2点出发。1月23日当天上午武汉已经封城，钟鸣买高铁票坐到麻城北，再由一辆小车接至武汉。和另一位专家抵达住地时，已是深夜。第二天，钟鸣则被安排在南楼六层。那是个由临时普通病房改成的ICU，条件相对艰苦一些。在此之前，钟鸣一直都比较自信，直到他走进南六病房办公室，看到监视器上的数字。

    “呆掉了。满屏都是报警。一半以上患者氧饱和度都在百分之六七十，差到心脏随时会因缺氧停跳的程度。平时在医院里，有一个这样的病人我们都会非常紧张，要全力以赴的。现在，一个病房就这么多。你简直不知道该从哪一个病人开始下手。”

    很难指出一个具体的转折点。战事就在不断总结经验、遭受打击、再总结的循环往复之中，逐渐平稳。而始终没有消减的冲击，来自情感。在钟鸣看来，武汉的两个多月，是把10年20年要发生的喜怒哀乐高度浓缩了塞进脑子里。

    “舍不得这些病人。现在有个病人ECMO上了50天了，还有一个病人原来很差，经过种种努力现在慢慢已经可以脱离呼吸机了。你想这些病人你都付出了这么久的代价，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有感情，你总想看到他最后好了脱机的那一天，对不对？交给别人，说真的，和嫁女儿的感觉差不多。”

    回上海的前两天，钟鸣决定最后一次去南六病房看看。他剩下的几位病人要么插管要么上着呼吸机，无法感知他的存在，他就穿着隔离衣进去看一眼。那些房间，有病人的、没有病人的，他都走进去看看，回想这些床位上都收过哪些病人，发生过怎样的故事。

    “其实在后面几天就在进行各种各样的告别，和病人告别，和病房告别，和你的队伍告别，和你的生活经历告别，和金银潭告别，甚至跟酒店里住的房间告别。”手机里存了许许多多的照片，每拍一次都在想，这是最后一次见了。

    4月6日，回到上海的那天，他往隔离酒店的大床上一躺，脑子里一幕幕场景闪过。隔离期第7天，“感觉脑子终于又可以正常运转了。泪点也没有那么低了。”他拿起关于新冠病毒的最新科研报告研究了一会儿。“之前在临床上积累了一些临床经验，但依旧有很多问题回答不了，比如在细胞层面、分子水平它到底发生了什么。”接下来，他希望把研究重点放在新冠肺炎的致病机制上。

    （《解放日报》4.25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