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一个“武汉铆起”的片子

    黄维是一名影像科医生，2月1日那天，他到达新冠肺炎定点医院武汉江夏区中医院，简单休整后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工作。

    三天前，他在微信群里看到了这样的求助信息：“有没有来武汉的？来这边支援吧，科室顶不住了……”随后黄维就决定从四川老家出发。那时已经买不到前往武汉的动车票和飞机票，他就自己开了近二十个小时的车到达武汉。经过湖南时，路上有好心人提醒他：你走错路了，四川在反方向。

    黄维就是这样的逆行者。他有两个儿子，大的11岁，小的四岁多，是他们送黄维上的车。当黄维和儿子们拥抱的时候，大儿子差点哭了出来，黄维便问他一个问题：现在国家遇到困难了，你是让爸爸去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迎难而上的人还是懦夫？

    他的回答是：“迎难而上。”

    纪录片《在武汉》记录了他的故事，该片总导演张悦在审片时听到黄维的这句话，第一次落泪了，因为他有共鸣。张悦决定奔赴武汉拍摄时，和黄维一样，他们都仅仅是将这个决定告知了家人，而非商议。不同的是，张悦的大儿子只有八岁。他还太小，还不知道“迎难而上”是什么概念。

    这部纪录片于2月26日在B站上线，每周三播出一集。儿子渐渐理解了张悦的工作，他每天会看新闻，也会看这部纪录片。在这个寒假，他有了自己的微信，于是就将这部片子转发给老师同学，转发到各个群里。“这对于站在前线的我而言也是一种欣慰。”张悦说。

    作为中国首档在武汉实地拍摄、聚焦疫情的系列纪录片，《在武汉》收到许多评论，其中不乏质疑，有人认为此时能在武汉进行拍摄的团队，其实是“特权摄制组”，这种评论让张悦“哭笑不得”。“事实上，你能想到的衣食住行的任何一个细节，我们都面临着非常大的困难。”张悦说。

    在武汉，车辆需要通行证才能上路，摄制组一共有三辆车，张悦为这三张通行证犯了难。因为最初好不容易办上的证，又因为发证机构变更导致全部失效。在一些特殊的场合需要记者证，但团队并没有，所以车辆排了两个小时的队，依旧无法进入，此前约好的采访对象就白白错失了。

    后来团队只得紧急购买了一辆电动车，并在车后装上店家送的“饿了么”送餐箱，乔装成外卖员的身份上路。一个导演带着一个摄像，开着车上街采拍。

    如今，武汉各地的方舱医院已纷纷休舱，团队赶在休舱前的72小时内去采访。这里最多的时候曾经同时收治了好几百人，一共收治了1700多名病患，而如今就快要休舱了，大多数病人也要出院了，大家都显得活泼而开心，从新疆来的医疗队更是载歌载舞。一个15岁的孩子也即将收拾行装，准备出院，《在武汉》的摄像师与他聊了起来，孩子回答道：自己家有三口人感染，他和妈妈进了方舱，爷爷也感染了新冠病毒。

    听到孩子说自己的妈妈前一天就出院了，摄像师便随口问了一句“爷爷呢”，没想到孩子哭了起来，他说爷爷已经不在了。此时他的身后是欢快的新疆舞，孩子的哭声显得十分微弱。

    张悦回忆起这件事时，感觉那一刻内心有一种“被击打感”：“我相信抗疫最终百分之百会取得胜利，但你看到那个孩子的那一幕，你就知道这个期间的悲伤和苦难，如果把它作为一个战役来说，这些苦难、不幸、悲伤并不会因为胜利而消弭，而是会一直种在承受不幸的人的心里。”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似乎不能仅仅用亲情去衡量。在第一集中，志愿者大象去给另一位志愿者丹丹送物资，为了保持安全的距离，穿着防护服的大象把东西放在椅子上，就回到车里，通过挡风玻璃看着丹丹出现。

    很快丹丹来了，年轻的她戴着口罩，拿起袋子对着车的方向有气无力地挥挥手，便离开了，步履蹒跚。大象没绷住，哭了出来里。

    “以前我们不认识也没有走近过。”大象说，“有些工作是她联系的，非常要强。但你看现在她得了新冠肺炎，走路像80岁的老奶奶。”

    在片子中可以看到，无数的普通人和医护人员共同抗击了这场灾难：锁匠、理发师、出租车司机……张悦表示，《在武汉》其实就是描述武汉的各个人群，各个阶层、各个职业，不同种类的人，但是他们汇集在一起，构成了武汉这座城市在疫情期间的精神面貌。纪录片最初叫“武汉铆起”，就是铆起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是想呈现这样一种调性的作品。

    （《vista看天下》2020年第7期 徐牧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