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暴露三大短板

    一是数字化转型缺乏体系性。近年来，我国数字城市建设如火如荼，但许多创新、探索没有打破部门藩篱，仍是内部“单打独斗”缺乏统筹。

    数字治理应该是一个有机体概念：通过政府数字化转型、市场主体数字化服务、社会组织数字化协同参与等，提升日常治理能力同时，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二是重事后管控、轻事前积累。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副主任吕孝礼表示，数字治理重事后处置，轻事前积累、研判。“比如一些日常社会治理中，价值密度高的数据缺乏系统分析和利用。”

    吕孝礼说，譬如110报警信息、12345市长热线信息等，这些数据看似对疫情防控关联性不大，但最能反映基层治理弱点、盲点，如果有相关积累和研判，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就能够更好地因地制宜，灵活处置。

    三是理念更新落后于设施建设，软硬件不适配。部分地区虽然已在基础设施上投入巨大，但领导干部、行政执法者的治理观念更新远远落后于硬件建设。不少干部思维仍存在“管控意识强、治理意识弱”“管理意识强、服务意识弱”的通病。

    实现数字治理升级，不仅有赖底层技术、基础设施建设，更需要组织形式与治理理念、思维方式的系统性转变以实现“形神兼备”。

    （《半月谈》2020年第7期 吴帅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