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威胁已从偶发风险向持久威胁转变,威胁来源从单一向多样化转变,威胁边界从局限于少数区域向多区域甚至全球化转变,突发生物事件影响范围已经从民众健康拓展为影响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
一是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不断出现。全球化背景下,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安全事件,各国很难独善其身。除了这次席卷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近十年来相继出现了甲型H1N1流感、高致病性H5N1禽流感、高致病性H7N9禽流感、埃博拉、寨卡等重大新发突发传染病疫情传播更快更广,即使远在世界另一极,就只是一趟航班的距离。世界卫生组织提出未来将会有多种源头的大流行“X疾病”。
二是生物技术发展带来的双刃剑效应与风险加大。科学家已在哺乳动物中首次实现“基因驱动”,基因驱动系统使变异基因的遗传概率从50%提高到99.5%,可用于清除特定生物物种。随着基因编辑和基因驱动技术的发展,基因武器风险越来越高。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对生物科技负面作用的管控体系和能力有欠缺,有明显的内部性威胁,同时生物科技在许多战略方向存在“卡脖子”现象,有隐性的外部性威胁。
三是人类遗传资源流失和剽窃现象持续隐形存在。人类遗传资源是国家战略资源,具有巨大的战略安全和经济利益。虽然联合国《名古屋遗传资源议定书》定义了“与生物资源交换相关的获取和惠益分享义务”,但围绕人类遗传资源的获取和使用,各国存在着“明取暗夺”现象。据俄罗斯多家媒体报道,美国系统搜集苏联地区传染病、菌株库以及俄公民生物样本,特别是美空军还试图搜集俄罗斯公民的滑膜组织和RNA样本。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生物技术的进步,生物安全已成为一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等诸多领域的世界性安全与发展的基本问题。
(《光明日报》4.16 王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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