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留在了火神山

    武汉火神山医院的病房陆续空下来，贴上了封条。但70岁的蔡德润永远留在了火神山，确切地说，他身体的一部分留在了这里。

    蔡德润是2月8日确诊、3月9日病故的。他的女儿蔡雅卿记得，3月9日武汉下了一场雨，中午1点多，她收到父亲病危的消息。

    “能不能把骨灰给我”

    蔡雅卿与父母共同生活，她的肺部检查结果也显示被感染，核酸检测结果却是阴性。从医学上来说，她是一名密切接触者，一个“临床确诊病例”。父母躺在病床上与死神抗争时，她从隔离点转到方舱医院，再回到家里，失眠，做噩梦，靠药物入睡。她不敢关机，不敢不接电话，“父母都是危重症（患者），没有一个好消息”。

    3月9日这天的消息是最坏的，火神山医院的医生告诉蔡雅卿，蔡德润的生命体征非常不好，医院正在抢救，要做好心理准备，最好通知一下其他亲属。

    在3月9日的第二次来电中，医生告诉她，情况很不好，估计今天很难挺过去。蔡雅卿沉默，电话那头也沉默。十几秒后，医生轻声问，您父亲如果走了，可不可以捐献遗体做研究？

    蔡雅卿蒙了，很惊讶，尽管她能听出对方已经是在很小心地问。她觉得，医生这个时候来问这个问题，肯定是父亲“不行了，没得救了”。她心里“蛮悲的”，对医生说：“我现在没法回答你。”

    她并不恼火医生的询问，但确实对捐献父亲遗体没有心理准备。挂了电话，蔡雅卿仍在考虑，很多人是开不了口跟家属谈遗体捐献的——一个人因为传染病走了，家人会很伤心，会有怨言。她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既然医生顶着“这么大的冒犯（的可能）”主动询问，说明“国家非常需要感染者的遗体”。

    她母亲当时病危，伯伯和姑姑们年纪大了，她只能跟小叔商量。年过六旬的小叔在电话那边哭了起来。

    火神山医院的来电这天共有3次，第三次带来的是噩耗：患者蔡德润逝世于3月9日16时40分。

    医生在电话里再一次问她：这个时候跟你说捐献的事情会很难受，但还是希望征求一下你的意见。

    蔡雅卿同意了。“我不清楚你们要做什么，因为就是国家需要这方面的一些东西，我同意。”她说，“但是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最后能不能够把骨灰给我？”医生保证，骨灰会留给亲属，会有工作人员上门沟通。

    他肯定也会大笑着同意

    这天傍晚，当看到家门口站得笔直、穿着迷彩服的火神山医院军医赵鹏南，蔡雅卿意识到，她替父亲作出的捐献遗体的决定，即将成为事实。赵鹏南详细解答了她的问题。

    通常来说，遗体捐献者是将器官移植到别人身上，用于生命的延续。但这次不同，烈性传染病逝者的遗体是用于医学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教授卞修武领衔的一支病理诊断与研究团队，在火神山医院陆续开展了已知全球最多新冠肺炎病例的尸检工作，研究结果完善了国家的新冠肺炎诊疗方案。捐献者们默默支撑了这项工作——截至4月5日，这支团队在武汉完成36例大体尸检和穿刺解剖。包括蔡德润在内，来自火神山医院的有10例。

    在知情同意书上，蔡雅卿签下名字，摁了手印。她在“采集方式”一栏选了“全身”，这意味着把父亲的遗体整个捐献给火神山医院。“捐都捐了，这事就不应该太小气。”她说。

    尸检分为三种：全身尸检、局部尸检、微创穿刺尸检。对遗体的影响依次由大至小，医学价值也由大到小。“全身”其实是让研究者取走一些器官和组织，最后仍要经过非常精细的处理，恢复遗体的完整性。随后，遗体会送去火化，骨灰交给亲属。

    蔡雅卿签署的同意书上写着：“这一捐赠样本的举动会为别的患者带来更多治愈的可能。”她没想“那么大”。她只是希望父亲能够帮到他人。她记得，2月8日到医院检查时，父亲呼吸已经艰难，喘得走不动路，需要人用轮椅推到病床上。他不愿意给人添麻烦，为了减少上厕所，他那天不吃饭、不喝水。

    在蔡雅卿眼里，父亲生前是一个极为乐观开朗的人。他爱笑，嗓门儿大，如果开着窗户，在一楼开怀大笑起来，从五楼都能听到。

    蔡雅卿经常听父亲说“活一天赚一天”。他从前是长江航运集团的船员，曾在20世纪80年代的一次拖轮船队相撞爆炸事故中幸存。当时他失血过多，昏迷不醒，被救起时上身刺满了玻璃。他回家养伤，每月只拿基本工资，7年后回到长江上继续跑船。从小到大，蔡雅卿没有听父亲主动提过那次事故。

    她说，一个那么不愿意给他人、给国家添麻烦的人，如果生前知道自己的遗体还能帮助别人，肯定也会大笑着同意。

    父亲的葬礼

    3月25日，蔡雅卿独自从殡仪馆领到父亲的骨灰。她要为父亲举行一个葬礼。

    疫情期间，她没有买到鲜花。社区工作人员帮忙买了一包纸钱和香烛，开车带她去了墓地。蔡雅卿抱着骨灰盒，轻轻放进墓穴，摆正，盖上盖子。她点了蜡烛，烧了纸钱，突然下起很大的雨。

    本来，她一直忍着眼泪，“我爸享福去了，不遭罪了，我不应该再哭哭啼啼的，不好，应该让我爸觉得，我会好好活着”。

    社区工作人员对她说：“雨下大了，你磕3个头，我们把你送回去。”蔡雅卿跪下磕了3个头，说了一句“爸爸，对不起”，泪水绷不住了，随着雨水流下，“我感觉老天爷都在哭”。

    赵鹏南医生又来了，给她送来感谢信，上面盖着“武汉火神山医院”的红章，让她留个纪念。

    拿着这张纸，蔡雅卿确信，父亲永远留在了火神山。

    （《中国青年报》4.15 耿学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