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的吗

    《于立忱之死——是郭沫若害死她的》一文登载于1984年6月15日的台湾《联合报》，作者是谢冰莹。谢冰莹，1906年生于湖南新化，早年写过反映旧中国社会现实的文学作品，抗战时期任《黄河》杂志主编。1948年赴台湾，任教于台湾师范学院，后移居美国，2001年卒于旧金山。

    于立忱，1912年生于北京，曾就学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后任职于《大公报》。1934年入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一年后患盲肠炎，住院手术，后染肺结核病，精神抑郁。1937年3月回国后病情加重，5月于上海自尽，留下绝笔“如此国家，如此社会，如此个人，无能为力矣”。《大公报》为她数次发文，内容摘要如下：

    广西于立忱女士，三年前曾在天津本社任妇女版编辑。工作数月辞职赴日本留学，攻经济学，苦学勤读，有志深造，乃不幸病肺咯血，静养经年，稍有起色，今春以资尽归国。到沪后，咯血复犯，由其妹看护送杭州疗养，肺疾略减，而精神忧郁，悲观前途，萌厌世之念。日前归沪，昨晨忽自缢身死，其妹发觉后，已救治无及。其妹云：在杭时已屡次图谋自杀未遂，此次防范稍疎，竟以不救。女士敏捷能文，热心学业，青年殒生，闻者惜之。（1937年5月23日上海《大公报》）

    47年后的1984年，谢冰莹在台湾《联合报》上发文称，郭沫若在日本追求于立忱，在于怀孕之后弃之不顾，致使于自杀身亡。郭沫若对于立忱始乱终弃的罪名由此而来。如今，在我们接触到该文之后，对照谢冰莹前后的不同记叙，不免有很多疑问，甚至会发现其有许多无法自圆其说的硬伤。

    首先，按谢文的说法，谢冰莹是惟一在场耳闻目睹于立忱哭诉这段不幸遭遇的人，听罢即觉“那天我的内心比立忱还要愤慨，还要痛恨郭沫若”。她鼓动于立忱：“你为什么不用你那横扫千军的笔把他的嘴脸赤裸裸地描写出来呢？”当于立忱问她：“将来你要替我伸冤，你答应不答应？”谢回答：“没问题，当然答应。”此段内容如果是真实的，谢冰莹显然已做出承诺，负起了伸张正义，为朋友伸冤的道义责任。然而，从1937年于立忱离世到1984年谢文发表，整整过去了47年。在此期间，谢1948年之前在大陆，之后在台湾和美国。应该说，“比立忱还要愤慨”的谢冰莹完全有理由、有动机、甚至有义务，也有“言论自由”的条件揭露“真相”，为朋友伸冤。可是她在近半个世纪的漫长时间里未发一声，反而在所有当事人郭沫若、于立忱之妹于立群、于立忱的日本友人竹中繁子等等均已作古之后，把害死于立忱的罪名加给郭沫若。这是为什么？

    再来看该文中，于立忱对谢冰莹的另一个“嘱托”。于立忱说：“我有个妹妹于立群，演过一次电影，用黎明健的艺名，我没告诉她和郭的这段丑事，你将来有机会见到她，就请把这件事告诉她吧。”这个“嘱托”也缺乏佐证。于立忱和妹妹于立群素来关系亲密，她生病回国后直到离世，于立群是在身边照料她的唯一的亲人。如此私密的事情，于立忱为什么不能亲口告诉妹妹，反倒要请谢冰莹这个第三者去转告呢？退一步说，如果真有其事，谢冰莹转告于立群了吗？没有！直到1984年谢冰莹还在文章里发问：“这是个秘密，不知她的妹妹知道不知道？”可见谢并没有告诉于立群。是没有机会吗？不是。1937年秋，淞沪抗战期间，谢曾和于立群一起在嘉定劳军，她们的合照至今还看得到。而且她们还和郭沫若一路同行，于立群在《战地剪影》（1937年11月6日上海《救亡日报》，署名黎明健）记下了这段经历：“出发的时候，郭先生也同去的，到了某地，他转到某军去了，我便跟着冰莹姊去看看她们随从的军中情形，郭先生打趣地说：‘小心点成炮灰呀！’”这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谢冰莹当时为什么不履行承诺，反倒把郭的“这段丑事”一直向于立群保密？也许，这个“嘱托”压根儿就不存在。

    让人无法理解的事还不止这些。1937年于立忱离世后两个多月，发生了日军侵略上海的“八一三”事变。此时，谢冰莹不仅把她的文章投给郭沫若主办的《救亡日报》，还请郭为她的《军中随笔》一书题写了书名，把郭的题字连同署名一起印在书上。这本书于1937年11月初版，1938年再版。如果1984年谢文的内容是真实的，谢会这样做吗？应该这样做吗？事实不能无中生有，蓄意的构陷终究会真相大白。

    （《中华读书报》4.1 黄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