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匠传薪

    1930年2月16日，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宝珠子胡同7号寓所的一间小屋内成立。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前，西方建筑学者认为，“世界建筑史”的主干是希腊、罗马，近现代欧洲各国建筑是从这一主干发展而来的，而中国、日本等东方建筑则是一些没有细节的小枝丫，不在“文明”主线上。中国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中国建筑学人凭自己高超的现代学术素养和对传统文化的热爱，重新发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独立于西方建筑的独特体系。 

    1946年，中国营造学社正式并入清华大学，由梁思成负责组建清华大学营建系。中国营造学社虽然只存续了短短十几年，中间还经历了抗日战争的离乱，但所取得的学术成果和所展现的中国学人风骨，却是取之不尽的精神财富。本文是营造学社的灵魂人物梁思成、林徽因工作的剪影，以此纪念中国营造学社成立90周年。

    缘起《营造法式》

    1925年陶本北宋建筑设计专书《营造法式》出版后，中国营造学社创始人之一朱启钤立即送给好友梁启超一本。梁启超虽然不是学建筑的，但是凭着极高的学术敏感度，他一眼就看出此书的价值。于是，他立即把书寄给远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学习的儿子梁思成。为了抒发自己的激动之情，梁启超特意在书上题了几个字：“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言辞中，不难看出他希望学建筑的儿子能好好研究这本古籍，接续中国传统建筑学的血脉。 

    然而，梁思成翻开父亲不远万里寄来的奇书时却发现“这部漂亮精美的巨著，竟如天书一样无法看得懂。” 

    乍一看，《营造法式》的确犹如天书，“角柱生起”“由额”“铺作”“计心造”“偷心造”“单斗只替”“减地平镢”……这些基本术语就像接头暗号一样高深莫测。梁思成学的是西方建筑学，对中国古建筑的了解并不比普通人高多少。可以想见，他第一次翻开《营造法式》的迷惑之感。 

    回国后梁思成研究了朱启钤多年搜集的建筑工程方面的手抄本和秘籍后发现，这些资料来自于历代工匠自行总结或由官方样式房偷偷流传出来的秘籍，内容杂乱，术语晦涩难解，计算方法不一，让人如坠迷雾。 

    梁思成深感，“要了解古代，应从现代和近代开始，要研究宋《营造法式》，应从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开始；要读懂这些巨著应从求教于本行业的活人——老匠人开始。”于是，他拜曾经的故宫工匠杨文起、祖鹤洲、路鉴堂等为师。“蚂蚱头”“三福云”等令人费解的术语，都是通过老匠师在故宫内指认和解释，梁思成才弄明白的。这为日后研究《营造法式》打下了基础。

    1932年3月，《清式营造则例》全部脱稿。 

    寻找一部“中国建筑史”

    通过对比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和《营造法式》，梁思成等人发现清代建筑与宋以前的建筑存在明显差异。想要参破《营造法式》的奥秘，掌握中国古建筑内在的逻辑，亟须对宋以前建筑进行实地考察和测量。 

    在梁思成看来，中国人对建筑并没有原物长存的观念。一是砖木结构的建筑本不易保存；二来中国人认为建筑与被服舆马一样，需要经常更换，并未着意保护。因此，隋唐之前的古建筑实物非常罕见。 

    应该到哪里去找呢？

    杨廷宝是梁思成宾大建筑系的师兄，当时正经营建筑师事务所。有一次，杨廷宝在鼓楼京兆通俗教育馆的墙上看到一张展出的照片，图片说明写着“蓟县独乐寺”。当他向梁思成形容独乐寺那非同一般的巨大斗拱时，梁思成兴奋极了，立即驱车前往鼓楼。看到独乐寺的照片，他马上联想到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中国旅行后发表的相似照片。他确信蓟县独乐寺，一定是一处宋元以前的古代建筑，当即决定去独乐寺。 

    拍下这张照片的正是日本学者关野贞。因为接触西方学术思想较早，日本学者很早便开始走出书斋，对古建筑进行实地考察。20世纪初年，日本建筑史学家伊东忠太、关野贞和常盘大定等人深入中国腹地，获得了许多第一手调查材料。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绵延上千年，与西方学者相比日本学者更能领会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妙。 

    不过，随着“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对中国的殖民意图日益明显，学界之间也开始心存芥蒂。1930年，伊东忠太在营造学社发表演讲时表示，可由中方负责研究文献，而日方负责实物调查。言外之意是认为中国建筑学人没有能力进行测绘工作。一场中日之间的学术竞争，悄然拉开帷幕，梁思成等新一代学人要做的，唯有加快田野调查的脚步。

    1932年4月，梁思成和学社成员邵力工、弟弟梁思达一起乘上早上6点发车的长途车，中午11点便到了距离北京90公里的蓟县。

    独乐寺当时尚有两处单体建筑——山门和观音阁。 

    在中国古建筑中，屋脊装饰是不断变化的。唐代是鳍形尾，宋以后为吻，缺少中间的变化过程。独乐寺山门的屋脊是鸱尾式，即上为鳍形下为吻式，恰恰是于唐宋之间的过渡实例。 

    “阁”是上下两层的建筑。此前梁思成只在敦煌壁画中见过，乍见实物他感叹：“伟大之斗拱，深远之出檐，及屋顶和缓之斜度，稳固庄严，含有无限力量，颇足以表示当时方兴未艾之朝气。” 

    观音阁始建于984年，从年代上看距离唐代灭亡仅77年，距《营造法式》刊行119年。它既保存了唐代建筑的遗风，又开启了宋代建筑的先河，可谓承上启下之作。 

    后来梁思成回忆，对独乐寺的考察解答了他许多有关《营造法式》的疑惑。“例如，斗拱的一种组合方法——‘偷心’，斗拱上的一种材料‘替木’，一种左右相连的拱——‘鸳鸯交手拱’，柱的一种处理手法——‘角柱生起’等等都是明清建筑中所没有而《营造法式》中言之凿凿的。”梁思成看到了建筑实例，顿然开窍了。

    考察归来，梁思成很快便写出了《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这篇论文一经发表，便引起了中外学界的震动。他的第一次田野调查活动，不仅发现了当时中国最古老的一座木构建筑，而且完成了中国人第一次用科学方法分析研究古建筑的调查报告。 

    天津大学建筑学教授丁垚认为，关野贞关于独乐寺的考察报告，集中分析独乐寺与其他辽代建筑的比较；而梁思成是把独乐寺放到唐、宋、明、清的建筑中去研究，分明是在寻找一部“中国建筑史”。 

    最后的唐代建筑

    日本建筑学者曾断言：中国境内已经没有唐以前的古建筑了，中国学者要想研究唐代建筑，只能去日本。可中国营造学社的同仁们就是不相信，偌大的中国竟然连一处唐代建筑遗存都找不到。

    梁思成在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敦煌石窟》中看到第61号窟中两张五台山的全景图。 

    1937年6月，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和纪玉堂四人，以这张敦煌壁画为指南，按图索骥来到佛教圣地山西省五台山。6月30日，一行人来到五台山南台豆村镇东北佛光山，并在这里发现了佛光寺。 

    梁思成这样描述目睹佛光寺的情境：“伽蓝是依着山岩布置的，正殿踞于高台之上，俯临庭院，有二三十棵老松环绕，气势魁伟。一层高，雄大、坚固、简洁的斗拱，深远支出的屋檐，一望可知年代久远。” 

    梁思成直觉上判断这间寺院就是他一直梦寐以求要寻找的唐代古建筑。不过，要想得到确证，还需真凭实据。

    就在考察的第三天，奇迹出现了。一直站在大殿内负责地面工作的林徽因，因为是远视眼，竟然在一根大梁上隐约看到“女弟子宁公遇”几个字。 

    为了确证林徽因的发现，众人仔细查看大殿台阶前经幢上的姓名，果然发现被称为“佛殿主”的“女弟子宁公遇”名列诸尼之前。 

    梁思成赶紧让纪玉堂到附近村子找村民帮忙，搭起一个简易的脚手架。佛光寺的大梁被土朱（一种红色矿石颜料）重新刷过，字迹被盖在土朱下面。他们爬上脚手架，用蘸水的布小心擦拭大梁上灰尘。土朱一着水，墨迹骤然显出，梁思成赶紧用照相机拍下来。水干之后，墨色又淡下去，隐约不可见了。费了三天时间，他们才将题字原文读完整，字体宛然唐风，无可置疑。 

    大梁上除了有“佛殿主上都送供女弟子宁公遇”的字迹外，还有“功德主故右军中尉王”等出资人的题记。据《旧唐书》记载，这位官居右军中尉的王某是宦官王守澄。此人曾在唐代末年呼风唤雨，元和年间谋害唐宪宗就有他一份。 

    重建这座大殿的宁公遇，身份仅是“送供”者，实际出资人，也就是“功德主”应该是宦官王守澄。据推断，王守澄被赐死时，宁公遇大概25岁左右，因此她可能是王守澄的妻子或养女。 

    众人还在大殿的角落里，发现一尊中年妇女塑像，这便是为了纪念宁公遇而制作的等身像。塑像身穿曲领中单大袖蓝衫，如意钩状云肩，下着红裙，腰系田字纹大带，头挽发髻而无花簪、钿钗一类饰物，在唐代是较亲王妃次一等的服饰，同样是官宦贵妇才有的穿戴。 

    佛光寺建造于唐大中十一年（875年），是当地唯一一处唐代建筑。

    1937年7月9日，《北平晨报》上登了梁思成从五台山发来的电报：他们发现了唐代建筑。

    （《北京日报》3.30）黄加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