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版
今年年初，蝗灾肇始于红海周边地区，至今已波及肯尼亚、索马里、印度、巴基斯坦等20余个亚非国家，给当地的粮食及农业社会生产造成极大损失。据美联社4月10日的报道，自2020年初的蝗灾后，第二波蝗灾已开始在非洲多个国家肆虐，数量约为第一波的20倍。
什么样的情况会闹“蝗灾”
中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广袤的国土承载着多样的气候，享受着大自然给予的物产馈赠，但同时也饱受频繁自然灾害的侵扰。
“久旱必有蝗”“旱极而蝗”，从商代最早有了蝗灾的记录开始，中国历朝历代都在经受着考验。《中国救荒史》中曾有过统计，秦汉时期，蝗灾平均8.8年一次，两宋时期平均3.5年一次，元代1.6年一次，而到了明清时则平均为2.8年一次。翻开史书，灾害发生后的惨况也被一一记载了下来：
“夏，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所至，草木叶及畜毛靡有孑遗，饿殍枕道。”
“嘉靖三十九年蝗食禾苗殆尽；万历十四年飞蝗蔽空；清朝康熙三十四年蝗起宝武界，饥民相食。”
石河子大学农学院教授王俊刚介绍，由于气候和生态条件较适宜蝗虫繁殖，新疆曾是国内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蝗灾的发生和水旱灾害有着密切的关系，水灾后易形成滩涂，滩涂为蝗虫大量繁殖提供了适宜的环境；而旱灾时，蝗虫为了获得更多生长所需水分，只能进食大量的食物，从小麦、玉米等禾本科植物中汲取水分。蝗虫需要在长距离迁飞的过程中才能完成发育，而其在进食后会发出信息素，从而召集伙伴，最终形成蝗虫聚集。蝗虫过境后，玉米、小麦等粮食作物只剩光杆，无法进行光合作用，便不再存活。
传统的灭蝗方法
几千年来，为了抵抗蝗灾，人们想尽办法。传统的灭蝗方法主要分为两大类：人力治蝗与生物治蝗。
人力治蝗，顾名思义，就是靠人类的直接捕杀来消灭蝗虫，又可细分成以下几类：
第一种，掘种法。
捣毁蝗虫的卵窝，阻止其继续繁殖。明代科学家徐光启对于如何挖卵窝曾有过一番研究：“冬晴未经雨雪之时易寻，务必实力搜挖，并于挖尽处设一标志，以便交春寻看。春间看过无子，初夏仍当再看一次，以防遗漏。”徐光启此言便是强调一定要“赶尽杀绝，以防后患”。
第二种，坑埋法。
村里老少爷们合伙挖一大坑，坑中放上诱饵让蝗虫来吃，待蝗虫飞入坑中后，再往坑里灌水，淹死蝗虫。
第三种，焚烧法。
利用虫类趋光的特点，用火把将蝗虫吸引到一处聚集，然后再集中放火焚烧。
人力治蝗的几种方法大都无法根治，并且类似于焚烧这样的行为还有可能损毁自家良田。相比较而言，生物治蝗“误伤”的可能性则更小些，且人力成本也不大。
古人“生物治蝗”的工具主要是蝗虫的几个天敌：鸡鸭、鸟、蛤蟆、螳螂……在这还要特别说一下蝗虫的头号天敌——鸭子。还记得不久前上热搜的一条新闻吗——“浙江10万只鸭子出征巴基斯坦灭蝗”。虽然已经被证实是假消息，但鸭子能够吃掉蝗虫确是事实。清代陈世仪在《除蝗记》中说：“（蝗）未解飞，鸭能食之，鸭群数百入稻畦中，蝗顷刻尽，亦江南捕蝗一法也。”
鸭子组织性强，食量大，牧鸭灭蝗也能够有效避免污染、修复生物链。纪录片《灭蝗之战》中讲到20年前新疆爆发蝗灾时就曾采取这种治理手段。
科学灭蝗终使蝗灾消失
过去，从普通农民到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只能靠祭祀祈求不闹蝗灾。旧时分布在各地的八蜡庙和刘猛将军庙便是由此而来。
八蜡是中国古人祭祀的八种与农业相关的神祇，其中之一就是昆虫。刘猛将军则是传说中治理农田虫害的保护神。饱受蝗虫灾害侵扰的人们不惜大兴土木，用本不宽裕的荷包集资建造庙宇，祈求天神保护。
直至近代科学在中国兴起后，蝗灾终于得到了更为科学有效的治理。
20世纪50年代，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昆虫学家马世骏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个昆虫学生态研究室的成员，随后又和团队成员明确了飞蝗肆虐的主因是水、旱灾相间发生，次因是社会不稳定及贫穷落后，更是提出了“改治结合，根除蝗害”的飞蝗治理策略与措施。
1951年6月，新中国首次出动飞机参与灭蝗。在蝗虫集中地段喷洒药剂，每架飞机喷药范围可达几千亩，效果相当于一万多人的人工扑杀。
如今在我国，治蝗技术储备增强、生态治理也有极大的改善。在物理手段方面，很多地方都采用专业的蝗虫捕集机械，实现无害化捕集以及捕集蝗虫的饲料利用。同时还有生物手段，如利用绿僵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它们被蝗虫吃掉后，就会寄生在蝗虫体内，让蝗虫生病，不久便行动迟缓，最后死亡。生物手段还包括利用生物农药和鸡鸭等天敌对其进行捕杀。当然，控制水旱灾害的发生，维持生态环境的平衡也对防治蝗灾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蝗虫监测机制成熟，王俊刚教授认为，随着我国机理环境的逐渐完备，此次亚非国家爆发的蝗灾进入我国境内的可能性不大。
（微信公众号“文化溯源” 4.13 李睿宸）
缩小
全文复制
上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