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作家，是战士

    17年前，何建明以一名军人的战斗姿态，投入了抗击“非典”的战疫，长达两个多月在疫情中心的北京，写下了第一部也是唯一一部抗击“非典”的现场报告《北京保卫战》。2020年的今春，又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何建明意外地“被留”上海至今。身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的他，已有十余年的部级干部身份的他，白天在前线采访，晚上加班创作，写下一篇接一篇的抗疫现场报告，赢得读者热烈关注。

    1月15日我到上海采访，正巧与上海疫情的“一号病人”擦肩而过，之后就被“留”在上海度过了整个疫情。本来是“隔岸观火”，随着疫情越来越严重，上海也面临着惊心动魄的“疫”战考验，我也亲历了疫情中的许多感受深刻的事情，决定投入到“疫”战创作。

    我的新书《上海表情》大约20万字，写了从我1月15日与上海“一号病人”同时进入上海一直到3月10日我在上海的所见所闻，这段时间我孤身一人被“留”在黄浦江边的一家酒店，可以说，在疫情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上海人能够像我一样专注地凝视着黄浦江两岸的风云变幻。一个2400多万人口的中国第一大城市，在瞬间看不到一个人、街头见不到一辆车、听不到另一个人与你说话，外面的天还时不时地下着寒冷的雨，许多时间我独自站在窗口，凝望着黄浦江，怀疑它是不是还在流动。因为武汉疫情大暴发后，国内外有不少机构认为上海可能是中国第二个疫情大暴发的城市，而且还有人估计上海一旦全面暴发疫情，感染人数应在80万左右。这是多么可怕的预测啊！我的心也随之紧张，甚至怀疑是不是回不到北京了？那些日子，我经常一个人走出酒店，在黄浦江边、酒店附近独自观察大上海——绝对别样的感受。我见了快饿死的野猫群，多次经过没有人的大超市，无目的地走在那些灯火辉煌但人去楼空的摩天大厦之间，那般恐怖与恐惧，非言语所能形容。但后来另一方面又让我感到吃惊：上海的疫情竟然控制得那么好！上海人在关键时刻表现出的那种果断、迅速、细致、细心和智慧，着实令我内心强烈震撼——我待在上海多么幸运呵！为了这份幸运和安全，我必须要表达，于是有了想写一部上海“疫”情的纪实作品。

    “非典”时，我还年轻，毫无畏惧之感，第一个提出来到前线去采访，一个人居住在隔离的小房子里，整个创作处于亢奋状态。这回不一样了。我觉得不会再像当年去冲锋陷阵了，尤其是新冠肺炎病毒专攻55岁以上的中老年男性，我想我的呼吸道又不太好，别传染上“光荣牺牲”了，那样太可惜了，我还有好多作品没写完呢！这是真实想法。没想到我还是冲到了前线——当前防控境外疫情战斗异常艰巨，上海动员10万人在阻击，我身在其中，怎能当旁观者？既然是一名现实生活的“记录者”，就不能平时伟大、战时怂包呀！后来发现我还是一名“冲锋的战士”，或许永远是吧。

    《上海表情》一书的采访，大约是两种形式：一种是我在上海疫情中的所见所遇，本身就是我的生活；另一种是“疫”情中的上海情况，这一部分主要靠我的观察和可以获得的媒体新闻，再有就是上海各界许多朋友提供的第一手材料，所以能够获得全上海战“疫”的全局情况，也有不少百姓的日常生活，所有这些对我来说，都很宝贵。因为这些文章，我在此次“疫”情中当了一回“网红”。不过这件事也让我明白了一件事：文学其实有时也能起到对时代的警示和推动作用。有一种说法，认为报告文学或其他文学“边缘化”了。事实上真正写好了，读者是会记住的。七年前在祭奠“非典”十周年时，我在重新出版《北京保卫战》一书时，对“非典”十年来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反思，指出了中国作为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其实我们有许多问题并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比如乱吃乱为、不注重国民素质培养等等问题，所以那本书的前言，写到了不少反思性的话语，讲到如果我们不能深刻地反省暴发“非典”的原因和问题，就必定会早晚重演新一场的“非典”灾难。这样的结论，我不仅在书中写到，而且后来凤凰卫视做专题片时还专门谈过。此次疫情发生，又被人翻了出来。

    我想，文学参与社会建设是一件重要的事。昨天如此，明天仍然是这样。

    （《中华读书报》3.25 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