杞人忧天不是坏事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除了本身就有科幻感外，还立即让人想到很多科幻小说，这一幕幕在科幻中早就描写过了。

    有人说，科幻是一种“世界末日”类型小说，比如，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教授研究过，写未来灾难，占了科幻的多数。从1818年第一部现代科幻小说《弗兰肯斯坦》在英国诞生时就是这样，这部书也是最早关于“生物安全”的故事。

    科幻的一个作用就是预警，防患于未然，包括不厌其烦告诫人们，病毒入侵具有毁灭性，不要让科幻成真。

    科幻小说是工业化的伴生品，也是一种城市文学。微生物导致的瘟疫大暴发，往往伴随城市化。正如劳里·加勒特在《逼近的瘟疫》一书中所称，城市就是微生物的天堂，毁灭性最强的流行病只是在微生物到达城镇后才达到可怕的规模。对此，不可不如履薄冰。

    一

    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暴发，六个月里，全球死亡两千万至四千万人，病毒来源至今都没有弄清。因此后来的科幻小说也承袭了玛丽·雪莱制定的“标准”：科学的进步和人类的局限。

    同为英国人的赫伯特·威尔斯在1898年发表了科幻小说《星际大战》，同样是一部具有生物安全意味的末世灾难小说。它写另一种“病毒”——火星人暴力入侵地球，地球人毫无还手之力，军事、外交、政治、经济、社会全面崩溃。但就在人类快要灭亡之际，火星人却自己死绝了。原来，他们无法适应地球环境，被细菌感染，产生不了抗体，迅速完蛋了。这部小说表达了一种观点：千万不要小瞧微生物，它可能会决定性地灭绝一个种族。

    1969年美国科幻作家迈克尔·克莱顿出版了《安德洛墨达菌株》（也译《天外病菌》）。它写的是人造卫星返回地球，从太空中带回一种病毒，造成小镇八万居民死亡，然后全国扩散，引起巨大恐慌，美国政府阻击无效，最后准备启动核攻击来玉石俱焚。但关键时刻，却发现在纯氧环境里，病毒会自行杀灭。这部小说写得太有真实感了，有的部分读来就像学术论文。小说出版这一年，克莱顿在哈佛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

    艾萨克·阿西莫夫在科幻名著“基地”系列里，也安排了病毒出场。他写道，一个很小的反叛组织要抗击庞大的银河帝国，那是不可能的，人家开两艘太空母舰过来就把你灭了，但如果能让一种人造超级病毒在帝国境内扩散，则很快就能见效，造成对方大批人口死亡，社会陷入混乱，产业链断裂，人民和军队不战自溃。

    二

    医生出身的中国作家毕淑敏在2012年出版了长篇科幻《花冠病毒》。她写的是21世纪上半叶，中国某大城市遭到不明病毒袭击，同样是医院近乎崩溃，人们束手无策，生活陷于混乱，市民抢购，政府紧急建立抗疫指挥部，实施封城措施，医务人员艰难抗击疫情，疾控专家以身试毒牺牲，各方研发抗疫“解药”……

    这与当下的情形颇是相似。有人称毕淑敏是“预言家”。她在接受采访时说，她采访过非典，产生了对未来的忧虑。小说中有她对现实的观察，但更多出自想象。

    如果更多的人提早读到了这些科幻小说，在现实中出现苗头时，是不是就会更小心一些、更警觉一些、更谨慎一些呢？现在也不好说。但是，科幻含有的杞人忧天意识，还是有它的可贵之处。毕竟，在如今的社会上，对未来怀有忧患感的人，其实不是太多。

    然而，科幻小说，又长期被认为荒诞不经，有时预言多了，还被认为是散布负能量。科幻小说往往是报忧不报喜的，但现实有时可能恰恰相反。这也是需要今后做点调和吧。

    三

    这些具有一定科学根据而以想象力为载体的科幻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不能与现实一一对应，但它们表达了一些共同的理念，对于今天应对疫情或有别样启发：

    一是呼吁处理好人类和大自然及其他物种的关系。必须明白，人在宇宙中，是沧海一粟，我们对大自然的认识，还有很大空白，包括对病毒的规律，没有完全掌握。

    二是倡导开展进一步的科学启蒙。科幻小说的作者往往具有一定现代科学知识。他们描写了科学能走多远、能创造什么奇迹。如今我们要生存发展好，一定要依靠科学进步。

    三是强调弘扬人文精神和人道关怀。科幻的魅力，更在于它提出了强大的人文思想，倡导关注人的处境。还有就是怎么去改进和完善体制机制，实现更好的社会治理和法律秩序。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

    （《新华每日电讯》3.20 韩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