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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丰
坐在书房里，我经常有一种富足感。即便从现在开始不再买书，满满两面墙壁的书，也够看到80岁了。但是，不买是不可能的，它可能像爬山虎一样，爬满每一面墙壁。
一
几年前在城市的角落买了一套小房子，现在已经成了我的理想居所。客厅是书房，有一面墙的书，有一张巨大的书桌；有一间卧室也是书房，有一面墙的书，和一张小书桌。还有一间卧室，我用来睡觉。今年过年前买了一个蓝牙音响，偶尔可以制造点声音。前天和朋友聚餐，他从郊区过来，给每个人带来一束香雪兰，我拿回来插进花瓶，放在书桌上——上午的阳光会照到书桌，充满生机。
每天早上，我会为自己做一杯咖啡，然后是看书和写稿；下午，则是喝新采的春茶，继续看书。春节过后，很多人都过着居家的生活，据说不少人都寝食难安，生物钟也紊乱。读书人在平常都被人鄙视“百无一用”，现在有书的陪伴，却能心平气和。有一次出门取快递，新买的书，拆开把书拿在手上，保安装作关怀：“现在没事，正好看书呀。”“不是没事呀，我很忙，忙着看书。”这就是读书人的矫情。他不知道，一个人在自己的书房里，确实可以忙到满头大汗。
拥有一个书房，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之一。我爸曾是初中老师，在宿舍里有一个书箱。他没有买书的习惯，也没有买书的钱。箱子里的书，都是没收学生的。箱子被他用一把锁给锁住，我经常想办法骗到钥匙，从里面拿书带到学校看，然后又会被自己的老师没收。
后来，我怀疑这可能是我爸故意的，正是因为那些书被“禁止阅读”，我才那么有热情。每次读书都有双重的紧张，既为书中人物的命运担心，又怕被父亲发现箱子里的书少了，而他似乎从来都浑然不觉。现在的父母给孩子买书当然不成问题，但是孩子的阅读欲望或许就没那么强。
也许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就想拥有书房了，虽然对买房子没任何概念。读大学的时候，我开始买书，辗转多地，所有书一直跟着自己。等我在成都工作，我的书已经要两个小书柜才能放下。每次搬家的时候，都感觉愧对师傅，因为搬家公司关心的是“有没有大件”，书不算大件，装书的袋子却是最重的，每次我都是和搬家师傅一起，挨个搬那些沉甸甸的编织袋。
二
最近一次搬家，我用了几十个纸箱子，把书都运到现在的书房里，终于安下心来，在未来10年，可能都不会再搬家了。想一想这么多年，只有这些书是永远陪着自己的，不离不弃，只要你愿意阅读，永远都能给你提供帮助。如今他们也算是有了体面的“居所”。
我始终不能成功地为自己的藏书进行分类，那是一个浩大的工程，相信自己不会有那样的耐心和体力。但是，书的摆放也不是毫无章法。商务印书馆那套“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可以占两格，有好几种颜色，一直都是在一起。其他的书，设想是按照作者分类。鲁迅和卡夫卡全集，胡适和余英时文集，都是一大套，很壮观。
这当然是凌乱的，就像是一个世界。但是搬进来几个月后，我已经大致知道每一本书的位置。春节前有一天想读波德莱尔，在几分钟内就把《恶之花》《巴黎的忧郁》和《一八四五年的沙龙》找了出来，它们在不同的格子内，却很快找了出来。其时已是深夜，真有一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就像小时候和伙伴玩捉迷藏获胜一样。
书房就是一个迷宫，只有自己才掌握那些秘密的小径。过去买书的时候，我都会在扉页上写上自己的名字，还有买书的时间和书店。每得到一本书，其实都有一段旅程和美好的心情，没有多少钱，在书店里徘徊很久，最终才决定是否购买。余英时先生那本《士与中国文化》，十几年前就卖好几十块钱，读研究生的时候去书店看了好几次，都舍不得下手。每次看到这样的“老朋友”，就能忆起一段时光。后来主要在网上买书，就没有这么神圣了，有的书甚至塑封都没打开，就被塞进书架。对那些书来说，这真是巨大的不公。
三
面对那些书籍，通常会有两种典型的心情。悲哀的时候是感叹，那么多好书都没有读过，如果读完的话，自己说不定很厉害了。有时又相反，整理书架或者找一本书的时候，看到很多书自己竟然都读过，就对自己非常满意起来——后一种通常是在深夜。
像我们这样的人，往往会面临一个指责：买那么多书能看完吗？当然是不能。每次买书，我大概只能看其中的三分之一，剩下的就放在书架上，等后来某个机缘巧合，有些书会被再次阅读。偶然的机会，你读一本几年前买的书，会回忆起当时的自己：“啊，竟然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真喜欢那时的我啊！”有时候重读一本书，却怎么也想不起当时用红笔画的那一道线是什么意思，这明明只是一句平常的话，没有任何新意——或许它早已进入到你的血液中。
由此，书房就不只是一个空间，它还是某种隐秘的、只对你本人有意义的时间，你可以随时回到过去，也可以驰骋于未来。一个人有了书房，就等于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时间，他不再为世事所烦扰，人世间几乎所有的难题和答案都已经在书架上了。那是一个完整的世界，是你的后盾，也是你的疗伤之所，有无数高于你的灵魂，在默默陪伴你。
（《中国青年报》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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