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全球化”概念可能发生变化

    新冠疫情在全球的急速蔓延，超出很多人的想象。随着确诊病例、死亡人数的攀升，疫情会对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产生多大多久的影响，是萦绕在许多人心头的疑问。就此，我们采访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郑永年教授。

    记  者：不少机构及学者都在讨论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冲击。有分析说会造成全球性衰退，有人拿疫情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相比，甚至与当年的“大萧条”相比。您怎么看？

    郑永年：全球化条件下就是这样，第一季度中国几乎停摆，好不容易慢慢恢复，订单却大幅减少了。所以有人说，只要世界不变好，中国也会很难。这有道理。

    但要思考的是，疫情冲击之下，还有“世界经济”吗？新加坡147架飞机，现在只有9架在飞；旅游、餐饮等服务业更不必说；制造业也没有需求。因此疫情之后，肯定会有很多反思，尤其是一个问题：全球化到底为了什么？

    在我看来，经济全球化还会继续，但不会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化。每个国家都会把事关国家安全和民众生命安全的生产能力留在国内。

    上一波经济全球化，很多国家失去了“经济主权”，税收、就业等都转移出去了，国内产生了很多矛盾，社会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规模越来越小，这都是现在西方民粹、保护主义的产生根源。所以，未来的“全球化”概念可能会发生变化。

    疫情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可能超过“大萧条”。当年大萧条几乎只影响西方国家，但现在主要经济体都受到影响。大萧条时各国同意用凯恩斯主义解决问题，但现在呢？一些国家便开始印钱、宽松，只顾解决自己的问题。

    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控制社会恐慌？在中国这个问题几乎不存在，党的系统、行政系统就够了；但很多国家都已经出动了军队来维持社会秩序。

    历史上，瘟疫和战争几乎是孪生兄弟，如果社会恐慌控制不住，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几乎只有一墙之隔。必须看到，这次是“综合性危机”，是经济危机、社会恐慌、国家治理危机的“三合一”并发症，在西方尤其明显，要非常警惕。

    记  者：疫情已经对中国的经济、企业和人造成冲击，国内疫情逐步稳定之后，下一步您觉得可以如何布局？

    郑永年：要提前思考未来经济布局。前面提到，疫情之后会是新的全球化阶段，各国都会强化自己的“主权经济体”，恐怕要回到80年代以前“有限全球化”的阶段。并不是说什么东西都要自己生产，但大多数东西还是要自己生产，靠内需，要在自己的产业链上向上爬升，提高技术含量。

    我看到国内有些地方又在用老思路搞传统基建项目。问题是，同样的财政支出，是不是可以向社会公共事业多做投资？比如农田水利、医疗卫生，这都是内需、刚需。旧的思路主导下，总以为等着，国际经济就会好起来。但我认为这次疫情是改变世界历史进程的大事情。美欧都会一定程度地恢复“自食其力”。

    因此，要有新的“主权经济观”和国际经济观，才能知道下一步我们的经济该如何布局。要考虑“需要一个怎样的内需社会”。要救企业、救老百姓，也要把我们自己的中等收入人群规模做大。大规模基建可以解决一定的就业，但不是什么时候都有效。

    我们也看到，社会力量在疫情防控中发挥了非常好的作用。企业家捐款、志愿者做事、企业和政府合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按理说，西方是小政府大社会，但是他们的民间力量发挥了这么大的作用吗？所以，如果在中国的制度设计中给社会力量更大空间，政府的负担会大大减轻。

    （侠客岛微信公号 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