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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共同奋战的经历，像绳子一样将人与人紧紧系在一起。
1月27日至3月30日，138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北京医疗队，在武汉与新冠病毒展开了漫长角力。他们累计收治患者345例，220人摆脱了疾病的阴影，回归日常生活。
65天中，医疗队经历了疾风骤雨般的开头，在特殊环境中与陌生传染病背水一战，也迎来柳暗花明，在逐渐空旷的病房楼中看到武汉的春天。
病区“拓荒记”
1月29日早上8点，武汉协和西院12楼，不到24小时的改造后，这里成为北京医疗队第一个病区。
没有磨合和适应的时间。北京世纪坛医院呼吸科医生丁新民承担“开路”的任务，和北京世纪坛医院ICU医生臧学峰、北京老年医院呼吸科医生田蓉，首先进入病房。
军医出身的丁新民，拥有丰富的临床与国际救援经验。相比救治患者，更让他挂心的是秩序——患者以怎样的方式和状态进入病区，没有前车之鉴。如果人数过多，全部积压在护士站，一旦发生混乱，会干扰正常抢救。
当天下午3点33分，第一位新冠肺炎患者入院，患者病情极重，对外界呼唤失去反应。随后3个半小时内，病区涌入13位病人，大部分病情严重。原本，医疗队打算先接诊一批轻症患者，以测试各环节是否顺畅运行。
接诊过程中，丁新民一直注意着护士站的情况。患者入院后，被他挨个儿看着分流进病房，以保证病区秩序；为了应对过多的人数，他用上了部队中“分类检伤”的方式，按照病情轻重调整救治顺序。
1月30日，10层病区启用。北京朝阳医院医生王峰从来没见过这种收治频率。往日，一个病区一天只有3到5名患者入院，来了武汉，病区里每天增加十多张陌生面孔。
“早期人等床很明显，只要有床位，马上有人来。我们开病区很急，的确是外面的患者等不起了。”他说。
2月3日，8楼病区开放。北京医疗队这支刚集合没多久的队伍，很快兵分三路，重分阵营。
北京宣武医院呼吸科医生李艳觉得自己在“拓荒”。短短一周内，她在三个病区轮了个遍。由于工作楼层变化，和李艳搭班的本地医生，每次都不一样——刚开始是耳鼻喉科的，后来变成肝胆胰外科的，最后变成了骨科大夫。有一天，她习惯性地在10楼穿上隔离服，进入隔离病区开始工作，越干越觉得不对，半个小时后突然醒悟，自己现在是8楼的医生。
漫长的“查房”
武汉协和西院肝胆胰外科主任张勇，与北京朝阳医院医生张黎明共同负责10层病区。两人颇有一些缘分，张勇的爱人也是医生，曾是张黎明的学生。
山东人张黎明性格随和，一口方言混合了山东各地口音，很有些幽默，张勇却有点“怵”他。有患者病情加重，张黎明就催张勇去联系医院ICU；床位不够，就催张勇快点去弄机器。“每天被他‘拿着鞭子’在身后抽。他说，能弄来机器我就能插管，尽可能多弄。机器还没到，已经开始考虑怎么安排人手了。”张勇说。
三个病区很快迎来收治峰值。2月6日，北京医疗队在院患者达到140人，床位接近满员。
一个病区近50人，有时，李艳觉得查房查不到尽头。人多、病重，患者大多焦虑不安，需要大夫抚慰的，除了身体还有心灵。走到病床前，她除了思考治疗方案，还要回应患者的各类问题，往往上一秒还在考虑用药，下一秒就要切换“频道”，思考如何安慰、说服、劝诫患者。常规情况，医生查房到中午就能结束，在隔离区，时间有时会延长一倍。
后来，她尝试调整查房策略。先从最重的患者查起——他们需要更多的专业思考。等完成这些，她心中的大石头放下，可以更轻松地为较轻患者查房，有余力做更多的人文关怀。
很快，有创呼吸机“搬”进了病区。
2月12日，根据国家卫健委防控治疗部署，北京医疗队在每个病区装上了2台有创呼吸机。张黎明所在的10楼病区，病情最重的一名患者接受了插管治疗。
“在普通病房里做气管插管，医护是要承担压力的，无论是工作强度还是防护风险。但是大家扛住了压力，没有人抱怨，我觉得非常欣慰。”李艳说。
看护插管患者，工作量数倍于普通患者。张黎明介绍，普通病房床护比是1：0.4，ICU床护比是1：3，加上隔离病房内护士无法工作8个小时，后者所需要的护士还要翻倍。医生们同样如此，对一名普通患者的查房，数分钟就能完成，进入插管患者的病房，往往一待就是半个小时。
然而，无论是张黎明还是陆非平、王峰，得知有创呼吸机要来之后，第一感觉都是“心里踏实了”。
“就像战士手里有了武器。”陆非平说。
出院的曙光
2月13日，北京医疗队的三大病区，仍处于满负荷运转状态。不过，首批患者的出院，让医生们开始看到曙光。
余风出院的那一天，武汉阴雨多日的天空放晴了。
除了是医疗队首批治愈患者，余风还是一名ICU护士。感染新冠病毒后，余风低热、干咳、乏力，2月2日，作为确诊患者入院，经过11天的治疗，余风症状好转，核酸检测“双阴”，达到出院标准。
“她是最先好起来的那一批患者，又是医务人员，送她的那天，我的心情也转好了。”王峰说，在此之后，越来越多的重症患者出院，让他压抑的情绪逐渐缓解。
病房的条件在改善。防护物资、医疗设备日渐补足，更多医疗队来到武汉协和西院施以援手，让医生们心情轻松很多。患者们的状态也在发生变化，早先，王峰查房时，患者病情重、精神差，无力交流，随着身体痊愈，病友们开始互相鼓励，主动聊起自己的工作与生活。
李艳有一位特别关注的患者，68岁的老先生，被大夫们先后三次病例讨论。原本他应上机插管，第一次因为没有机器，第二次因为状态略有改善，第三次则因意外没能上机。李艳不愿看他病情被耽误，对他使尽浑身解数，这位患者也很“争气”。
3月28日李艳查房，老先生明显好多了。他拿起手机，一笔一画记下医生护士的名字和电话，要日后挨个儿致电感谢。
系上离别的红腕带
3月29日，丁新民查完房，突然有种告别的预感。
3天前，北京医疗队临时党总支书记刘颖与领队刘立飞前往海南医疗队和安徽医疗队驻地，送别这些共同抗疫的战友。越来越多熟悉的面孔从丁新民的视野中消失了，隔离区和医生工作区，突然变得空荡很多。
北京中医医院护士蔡卫敏用红色的丝带编了一条腕带，作为侯亮的出院贺礼。从扶着墙入院，到精神抖擞地出院，侯亮有着无限感激。“北京与协和的医务人员救了我一命，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为了给北京医疗队送别，武汉协和西院护士胡娟娟连夜与同事排了几支小舞蹈，有《感恩的心》，有《暖暖》。准备时间太仓促，上场时，音箱和手机出了问题，护士们表演到一半，歌曲总被“下一首”的提示音切断。一开始，舞蹈一停，人群就发出善意的笑声，到后来，音箱被关掉，所有人一起唱起歌来。
3月31日，北京医疗队在援鄂65天后，归来。
（文中患者均为化名）
（《新京报》4.1 戴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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