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时代的核心技术不是蒸汽机，是钟表

    仰望星空，时间具有周期性。地球、太阳和月亮的互动产生了昼夜、四季和月相的现象，它们在数十亿年间与生物的演化相伴，在后者体内注入了天然的节拍。俯察世间，时间又具有流逝性。生老病死、覆水难收等现象反映出某种秩序，仿佛万物的变化遵循着特定的方向。

    进入农业社会以来，为了满足农耕、军事和祭祀活动的需要，人们试图把不同的时间单位统一起来。但是，天体的运动不是均匀的，其运行周期也过于单调。因此，人类的时间系统与其说是对自然节律的模仿，不如说是以数学为基础的自我完善，例如在月和日之间插入星期，用十二进制统一年和月、日和时，用六十进制创造出刻及（晚近的）分、秒等较小的时间单位。

    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社会逐渐形成了线性为主、循环为辅的时间观念。

    1583年，伽利略发现了摆的等时性——摆长与摆的周期的平方成正比。利用该原理，惠更斯于1657年制作了摆钟，又于1675年发明了摆轮游丝。前者使机械钟的误差减少至每天一分钟以内，后者则为便携式钟表的诞生铺平了道路。随着计时变得精确，生活中的时间单位从刻精确到分，然后到秒；由于计时工具的种类和规格更加灵活多样，时间也走进千家万户，变得如影随形。

    17世纪后期，对世界奥秘的探索仍局限于一个由大多担任公职或教职的博学之士所组成的小圈子。几十年内，这个群体在伦敦、巴黎和柏林建立了科学院和天文台，发行了第一份科学期刊，开始了最早的同行评审活动，简言之——推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诞生。在此过程中，钟表扮演了不容忽视的角色。

    其一，钟表推动科学成为独立的观念体系。随着新式钟表的诞生，时间彻底独立于自然现象，成为可被准确计量的重要物理参数t，这强化了对世界的客观性及其数学本质的信念。

    其二，钟表提供了科学实验的核心装备。新式钟表的精度大为提高，使进行更加复杂的物理实验成为可能。钟表是一切精密机械的鼻祖，它的制造技术和经验适用于众多科学仪器，正是后者决定了未来科研发展的方向。

    其三，钟表建立了学术界、手工业和政府的新型合作关系。以汤皮恩为代表的钟表匠是天然的高级技师，他们帮助惠更斯、胡克、莱布尼茨等学者把点子变成实物。为了解决“经度难题”，英国政府设立专门委员会并重金悬赏航海钟表——这可谓是最早的科技政策之一。在这两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部门协同参与的现代创新体系的雏形。

    不难理解，钟表是近代科学革命的一把钥匙。但同样重要的是，钟表时间提供了强大的组织能力，改变了人与时间的关系，最终催生出有序、高效、统一的现代社会。

    怀表和座钟的出现不仅改变了日常生活，也冲击着原有的社会结构，打破了君主和教会对时间制度的垄断。随着私人钟表的普及，时间成为公共品，推动了个体意识的觉醒。

    钟表使得时间可以被随身携带。而以新式时间为参照物，所有社会活动，无论是经济、宗教、军事还是交通，无论是宫廷仪式还是私人约会，突然都变得可预期、可规划、可协调，使百万人口的大都市也能够像钟表机械那样运转有序。在克劳利工厂，数学时间开始扮演组织者和控制者，成为机器化大生产的前提。因此，刘易斯·芒福德在20世纪总结道：“当今工业时代的核心技术是钟表，而不是蒸汽机”。

    （《文汇报》3.30 盛世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