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年前的四月,我游了一次峨眉山。去之前,早有过一些风闻,说峨眉山的猴子如何了得,听到的多半不信,以为讹传。略具人形的猴子岂能骑在人的脖子上作威作福做老爷?但真地踩在那窄仄的山道上,心里便有些打鼓。我是赶着早上山的,入了猴区,天才蒙蒙亮,还是单打独个,幸亏不远处有人语铿锵声传来,知道附近还有同类在活动,心里稍稍有了底。
首次遭遇的是一只孤单的猴,像个流浪者。我远远地便见它迎面而来,与我胖瘦相仿,但至少比我矮一个头。虽说我文弱不武,但如果真的一对一地对仗起来,我凭借空中优势一两个时辰还不致落下风,想到此,便又提了提胆子。对方显得有些心事,脚步滞涩,神态郁郁的,像个行吟诗人在做深沉状,间或左右潦草地一望,神情又像倦了的游客。我偏了偏身子,以便我们擦肩而过。交错时它随意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除了“又一个”之外再无别的内容。
前面出现三个猴,中间在腹囊囊者有着十足的领导模样,一颗小脑袋可笑又僵僵地望着我,没有什么表情,两侧各站定一个喽罗。我本能地向后望了望,见来路上又有两个“壮汉”走着,退路已经没有了,忽听头顶嗤啦一响,一不速之客打着树枝的秋千悬停在我的头顶,腾地右爪伸出,伸到我的面门。我以为它要行君子礼教,连忙献上右手,它一个刺猬团身,闪出左手“啪”一声在我头顶拍个正着,声音脆响,前后左右一片欢呼的嗤嗤声,随即两个起落翻转,它已退身隐到了密树林里。
我定神一望,密丛里埋伏着二三十只大小猴爷,眼睛在树叶间隙中闪着随时出击的光芒。我知道遇上了“土匪”小分队,正惶恐间,一只巨爪自身后搭在了我的右肩,且缓重地压了两下,我侧望一眼见有熊掌般大小。俄顷,身后绕出一个“壮汉”站在我的面前,甚至一眼也不望我,便很内行地搜身,遂一检查我的口袋,里里外外,不厌细琐,最后从屁股兜里掏出一张从西安到成都的车票,大概看出是用过了的废票,一甩手扔了老远。
我一惊,那是要报销的,刚有弯腰念头,肩上的毛团又重重地压了两下,我当时满脑子的屈辱感。这些猴子如此可恶,却还有动物保护法依靠着,我打了猴便是犯法,猴打了我去找谁评理?可能在猴眼里,人算不得珍稀动物,成堆成串的,像我们眼里的蚂蚁。
问题出在我手拎红绸的兜子上,是极便宜的那种,上山前随便买来装相机的。相机是无论如何也要保住的,它是我的临时银行,所有的细软银两尽数塞在它的壳内。“壮汉”劈手夺兜的刹那,我更迅速地取出相机抱住,凛然地挺了挺胸,准备人为财死鸟为食亡了。猴子的眼光实在不能恭维,避重就轻,抓过兜子摸挲不止,先是一个猴独自欣赏,马上又围上几个吱吱赞不绝口,像开新产品鉴定会,然后簇拥到“领导”面前,“领导”接过兜子抖了几抖,嗡嗡有音,虽则它依然不露声色,但仍可看出它收获的喜悦,随即一声呼啸响起,几秒钟的功夫猴子便散个干净。
如果猴子也进入了信息时代,相互沟通,获悉了峨眉山同族的气派活法,一定会挣扎努力而云集圣地的,那时的峨眉山该有花果山之忧了。
关进公园里的猴子是惨淡的,没有连蔓的树枝,没有跌宕的流水,山也是假的,猴们最大的享乐便是背倚着晒太阳,或相互捉拿虱子。
处境最悲惨的要数街头被耍的猴,一个个似不走红的小艺伎,骑车、钻圈、倒立、走钢丝,或被强行玩火。稍有违忤便遭体罚,或鞭子,或竹板,或反剪了双臂日头下暴晒,且这体罚竟也成了吸引观者的一个噱头项目。
我在西安太白路西北大学近侧领略过一个项目,颇耐回味。耍者令一小家伙持火把绕场一周,后者惊恐,三鞭子抽在身上仍吱吱大叫,竭力不从。耍者佯怒,大喝“惩罚”,遂将一青砖放置在它的脑袋上,着令顶着,小艺伎弯了弯身子,双手吃力地托着砖以减轻头顶的压迫。耍者扭开头去的一瞬,它猛然扔掉青砖就地捡半块砖顶在头顶,亦做弯腰沉重状。观者哄笑连天,齐喝小艺伎聪明,耍者一定费了苦心,才有这么妙的导演。
(《大家文学微刊》第438期 穆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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