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徽宗是在国势阽危、大厦将倾的情况下,将大位“内禅”给钦宗的。而不到两年,王朝便告覆灭,所以真正的亡国之君算不到钦宗头上。
有历史学家说,也不能把整个北宋王朝毁灭的责任都推给徽宗一人。试想,一百余年来的积弱岂是由一个人造成的?但是,读了《宋徽宗时代》一书,我感觉到,他还是要在其中负很大一部分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他国破家亡,被俘流亡以终,确是咎由自取。
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尽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在徽宗一朝有集中的体现。《宋徽宗时代》中“浮华背后的危机”一章所描写的东京方方面面的繁华,令人惊叹。而赵宋皇帝对文人的优待,也可从本节所叙徽宗礼遇米芾的故事窥得一斑。徽宗一朝大部分时段可称得上“盛世”,但是,往往是盛世当中埋藏的危机也最为深巨。比如为造成盛世的假象,或者为了一己之逸乐,徽宗让他的手下遍搜天下的奇花异石,累年装运入京,此即臭名昭著的“花石纲”,造成了多少百姓的倾家荡产?由此激发民变及方腊起义,实际上就是给帝国敲响了警钟,可惜的是徽宗君臣仍不自省。
对于北宋的灭亡,前人总结是过于重文轻武或以文制武,武备松弛、武将削弱,以致不能很好地应对外患,乃至稍一接敌,便溃不成军。问题是:为什么北宋一代九个皇帝,除了开国的太祖、太宗,后来没有一个皇帝能够高瞻远瞩,深刻地认识到这一危机而改弦更张呢?这就是封建帝国的宿命:祖制不可更易。即便有王安石之变法,但最终也不过是昙花一现。
(《工人日报》3.22 李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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