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文化的历史基因

    与日本“物哀”的审美意识和情感表现不同，韩国的传统民族情绪强调“恨与憾”，这一情感强烈直接，隐含着控诉和愿望难以实现的懊恼与惆怅。由于长期夹在中日之间，同时历史上备受辽、金、蒙古等边境惊扰，加上近现代屈辱的日本殖民地历史，恨文化逐渐成为韩民族的一种强烈的文化心理。

    简单地说，这种“恨”可能是亡国之恨，可能是民族分裂之恨，也可能是独裁之恨与社会不公之恨。“恨文化”让韩国电影中的伤感叙事明显、控诉无处不在。而话题的沉重总能与大众的热烈反响成正比，这一“怪象”恰是创作者对民族传统情绪“恨与憾”的充分理解与迎合。

    除了“恨文化”的心理基因外，韩民族的主流传统特质中还包括“风流道”精神。韩国的《三国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这里所说的“风流道”正是韩民族远古气质在经过时间的流逝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丰富后，形成的一种民族性格特质和精神体系。

    根据《后汉书》对“东夷”国俗风土的略记显示，朝鲜半岛先民们的最大特点是“喜群聚饮酒、善歌舞”。加之远古以来半游猎半农耕的二元文化结构，使得他们身上少拘束、崇尚生命本体自然冲动的这一特质明显。而“风流”正是这种意识结构形式体现出来的生命激情。后来这一朴素的民间信仰经过与中国的儒释道文化的融合，逐渐升华为民族文化理念，渗透到了韩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这句话最初来自被称为“东国儒宗”的崔致远撰写的《鸾郎碑序》一文。崔致远是中韩两国历史上的文化桥梁。他出生于统一新罗时代的公元857年，12岁时就与216名新罗留学生一起，被送到唐朝读书。7世纪时新罗曾在唐朝的帮助下统一了朝鲜半岛，因此很推崇大唐文明，每年派几百位留学生西渡，不少留学生后来都被朝廷重用。崔致远便是留唐学者中最知名的文学家和哲学家。他18岁便一举及第，之后曾在江苏溧水和扬州为官，才情之高甚至“文章感动中华国”。至今在扬州还有崔致远纪念馆，据说这也是外国人在中国的第一个纪念馆。

    崔致远28岁荣归故里，开始在新罗自上而下地推广汉文化，尤其难得的是他对“儒释道”都十分精通。而当时佛教传入新罗不久，儒和道还比较陌生，在此背景下作为知唐派大学者，崔致远在“儒释道”众多的教诲中选出了与韩国传统文化“风流道”也就是新罗的“花郎道”精神两相契合之处，加以推广。花郎精神指的是新罗真兴王时期开始推行的一种类似贵族子弟夏令营的制度，翩翩少年们被集中在一起，翻山越岭训练武艺的同时辩论道义、并一起歌舞游戏，在长时间的相处中去发现可造之才与可用之人。崔致远在文章中强调了这种固有思想和信仰的开放与和谐，指出了这一民族传统与中国“儒释道”精神的某些相似相通之处，因此有结合的可能与必要，为儒学在朝鲜半岛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韩国著名学者玄相允在《朝鲜儒学史》中指出了儒学的三大功劳：勤学重教、提倡高尚的人伦道德和尊重清廉节度。延续到现代社会依然如此。看过电视剧《天空之城》的观众想必都能感受到韩国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可谓用尽心机。因此“勤学重教”被排在了传统儒学影响现代社会的第一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的金成玉博士曾撰文说，儒家文化与“风流道”精神结合，造就了“韩流”。

    （《光明日报》3.19 范小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