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一个医废桶大概三四十公斤,最重时,甚至超过五六十公斤。”湖北襄阳一家环保企业企管部副总监孙瑜说,武汉封城后,公司接到武汉市生态环境局的电话,要求驰援武汉,帮助清运医疗垃圾。
随着疫情暴发,医疗废物不仅数量暴增,种类也超出以往。孙瑜说,平时常见的医疗废物,包括针管、盐水袋、棉签、口罩、防护服,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医废桶里不算重。但疫情期间,所有病人接触过的东西,都被视为医疗废物,包括生活垃圾、床褥、甚至病人的呕吐物等。“在疫情前,武汉的医疗废物产生量是(每天)40多吨。随着病例的逐渐增加,最高峰,医疗废物的产生量达到240多吨。”
有专家指出,此次疫情中,医废处置能力和支撑技术都存在问题。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环境工程部主任孙宁概括为“三缺乏一隐患”。“三缺乏”是指缺乏医疗废物应急设施、缺乏医疗废物转运车辆和转运箱、缺乏应急设施现场处置人员。“一隐患”是指处置设施、处置效果方面,难以达到正常情况下环境排放标准要求。
不仅是武汉,全国各地医疗废物处理能力也暴露了不同程度的短板。生态环境部应急办主任赵群英介绍,疫情以来,全国22个城市医疗废物处理系统在超负荷运行,还有28个城市是满负荷和接近满负荷运行。
在上海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看来,这次暴露出的问题,更主要不是技术上的,“是管理的问题。”大多数地方在安排资金时,只考虑现有医废处置,不会考虑对医废处置的应急能力进行拨款。2017年11月2日,国家卫健委曾公布,全国还有近1/5的地级城市无医疗废物集中处理单位。最主要的原因,关乎成本和收益。医废处置行业,支出大、收益小。有的地方平时医废量不多,单独建设处置设施,企业规模太小,难以盈利。
现实中,一些城市会将医疗垃圾运往附近城市的处置企业。但一些城市为了节约运输成本,会分出一些被认为没有危害的医废,当做生活垃圾丢弃,其中一些可能重新流入市场。2019年的3·15晚会,央视曾曝光了河南省濮阳县的医疗废物处置黑色产业链:未被集中无害化处置的医疗废物被加工成破碎料,卖给下游企业,加工成塑料网袋、菜袋、洗脸盆、卫生盆等日用品。
医废处置项目落地难,也是长久以来困扰行业的问题。即使能达标排放,医废处置项目也很难被周边居民接受,无法开工。“各种问题交织在一起,常规的处置项目都难以落地,更别说考虑应急状态。”杜欢政说。
此次疫情将医废处置困境进一步放大。近日,卫生健康委联合生态环境部等十个部门,联合印发《医疗废弃物综合治理工作方案》,要求到今年年底,每个地级市都要建成一个规范的处理医疗垃圾的处置场。
应急能力也需要提升。杜欢政建议,有些地方正常容量是50吨,建设时,可以设计成60吨处理能力,适当大一点,兼顾成本。对一些医废产生量不大的城市,未来可使用移动式处理方法解决。应急时,这些移动设备能灵活调往有需要的城市。
(《中国新闻周刊》 3.14 杨智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