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那个巨星闪烁的课堂

    3月15日，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大学教授宁津生于武汉逝世，享年88岁。

    长期从事大地测量领域研究的他，被誉为“大地之星”。他在诸多方面成就显著，其中一项照亮过许多人的成就，是在武汉大学发起开设了一门基础课——“测绘学概论”。

    这门课程，由6位院士、4位教授共同讲授，有人称它为“最奢侈的基础课”。课上不点名、不签到，但阶梯教室后排却挤挤挨挨站着人。

    坚持给本科新生上课的传统，始于他们“老师的老师”。在动荡不安的时代里，他们甚至用生命守护一方神圣的讲台。宁津生和诸多院士一起，从老师手中接过了接力棒。

    今天，我们刊发一篇旧文缅怀宁津生院士，也重温那个巨星闪烁的课堂。

    理想的大学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

    开始讲课前，李德仁院士习惯走向讲台中央。年近80岁的他缓缓弯下腰，鞠上一躬，仿佛音乐会开场了。

    200多人的大教室里格外安静。有人托着腮，用好奇的目光打量眼前的老人。站在台上的老师，正是他们桌上课本的编者之一。

    宁津生、陈俊勇、张祖勋、刘经南、李德仁及龚健雅，这6位院士被认为是测绘学领域内的“传奇”“一代奠基人”。但在这门课上，他们是最普通的授课老师。

    “理想的大学应是一班不凡人格的‘吃饭所’，这里碰见一位牛顿，那里碰见一位佛罗特，东屋住了一位罗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斯基……”有人用林语堂的名言形容这门课。

    他们是一群“爷爷级”的老头，年纪最大的85岁，最年轻的一位60岁。在难得的合影中，6位老人有些拘谨地站成一排，双手大多叠在身前。镜头清晰暴露出他们额前稀疏的头发、岁月在脸上留下的一道道褶子。宁津生院士是这门课的发起者。

    这门课讲授的内容，没有那么“高深莫测”。整整20个课时，6个院士，4个教授，只为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是测绘？”

    干过10年武汉测绘科技大学校长的刘经南记得，开这门课前，很多学生不愿学测绘。虽然这所学校的测绘专业在全国排名第一，但每年录取的新生里，十个就有七八个第一志愿不是测绘，两三个强烈要求转专业。

    卸任校长后，宁津生听说，同济大学土木工程专业也是这个情况。他们尝试开了一门“院士课”，效果很好，转专业的学生少了很多。他很兴奋，和几位院士一商量，大家一拍即合。“与其靠辅导员去劝，去做思想工作，不如靠院士去讲。”

    一晃，20年过去了。同济那门“院士课”早没了，武测合并到武汉大学，校名都没了，几位院士从中年迈入了暮年。唯一不变的是，他们依然坚守在这门课的讲台上。

    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

    龚健雅院士记得，武测与武大合校后，这门课受到很大冲击。武大有些领导不理解，“为什么要花这么大力气做这个事？”但宁津生很坚持，他一定要把这门课继续开下去。

    “我们这6个院士，之所以对教学这么热爱，都是受到自己的老师的影响。”宁津生曾告诉记者。

    给新生上课，他有时会特意留出一页PPT，放上夏坚白、王之卓、叶雪安等老先生的黑白照片。

    很多新生对这些名字并不熟悉。尽管他们创立了武测，后辈的研究成果飞上了太空，登上了珠峰到达了南极，但他们的故事，却逐渐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1955年年初，身为同济大学副校长的夏坚白，呼吁创建中国第一所民用测绘高等学校。

    一年多后，武汉测量制图学院成立，同济大学等5所高校测绘师生随迁至武昌。刚从同济大学测量系本科毕业的宁津生，被分配至这所学校担任助教。24岁的他跨入校门时“有些失落”，他原本憧憬着去生产一线，“做一些实际的工作”。

    这座新成立的大学，位于珞珈山南麓。原先是一片荒凉的坟茔，经过400多天的昼夜奋战，低低矮矮的山丘上终于冒出了几栋红砖小楼。

    在这片简陋的校园里，宁津生彻底改变了人生志向。那些因测绘教育集聚于此的教授们，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半个多世纪后，回忆起那些教授，老人眼中放出亮光。

    这所新学校拥有5位一级教授，数量在整个湖北省首屈一指。其中多位曾任著名大学校长：夏坚白曾在解放前出任同济大学校长，王之卓曾任上海交通大学校长，金通尹曾任北洋大学代理校长，陈永龄曾任华南工学院副院长。另一位一级教授叶雪安，曾是中国第一个测量系的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之际，他带着同济测量系师生，拖着笨重的仪器，一路逃难一路讲课。

    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教授们努力保住一块教学的讲台。首任院长夏坚白极力主张“最好的教师要到一线搞教学工作”，在他的倡导下，所有一级教授都亲自给新生上课，包括他自己。教授之间相互听课评价，这是建校时便创立的制度。夏坚白常穿着胶底鞋，悄悄出现在教室中。

    教师上台讲课，被视为一件颇为神圣的事。在开学前，王之卓总会将一学期的课程全部备完，写好讲课笔记。讲课前一周，再修改补充，考虑教学方法。到了课前的那天晚上，再把第二天所讲内容全部仔细备一遍。他的讲课笔记由于多次补充，写得很乱，别人看不懂。

    作为刚毕业的年轻教师，宁津生必须先从助教干起。3年后，他才有资格登上讲台。

    宁津生记得，那时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很近。每个星期，老师会到学生宿舍答疑，因为学生多，“往往一两个小时的课程，答疑时间就有六七个小时”。野外实习时，师生更是形影不离，吃住都在一起。

    如今“院士课”上的多位院士，都在这个时期考入这所大学。

    早在留学德国时，夏坚白、王之卓及陈永龄就约定：回国后要合力编写教材，“一同做一番事业”。他们是中国最早的测绘学博士，曾靠“中英庚款”一同辗转英德留学。学成回国后，被称“测绘三杰”的他们，在战火纷飞中靠着书信，合作编出了中国第一套大学测绘教材。

    宁津生和几位院士接过了老师的事业。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聚在一起，商讨教材的修订。20年间，《测绘学概论》再版了3次，变成了150多所高校的专业基础课本。

    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

    在给新生的课堂上，李德仁常提起导师王之卓。

    这位学部委员曾亲自为李德仁改论文、排章节，将他的论文推荐发表，而且从不署自己的名。出于政治原因，研究生入学考了第一的李德仁，未被录取。“文革”结束后，王之卓立即将这位学生召唤回校，为他举行专门考试。干过建筑工，种过水稻，扎过钢筋的李德仁，终于在39岁回到书堆中。

    靠着老师坐公交去邮局寄出的一封封推荐信，李德仁飞向了更远的学术世界。在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他不到一年半就取得了博士学位。324页的博士论文，取得该校历史最高成绩，评委评价“它解决了一个百年难题”。

    有不少外国研究机构挽留他。妻子给“老大不小”的他寄来书信：几十年来你一直在学习，一直在花国家的钱，你还不如一头牛呢，到现在都没挤出一点奶来，现在到了该回国“挤奶”的时候了。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李德仁回到了老师曾站过的讲台上。

    和导师一样，李德仁一心扑在教学上。他一口气给本科生开了3门课，给研究生开了一门课，还编出3本教材。

    但变化也在一点点发生。评上院士后，李德仁眼瞅着研究经费翻了又翻，原来是几万元，后来小数点往后挪了几位，涨到几千万元。他越来越忙，各种会议、出差，将他的日程表排得密不透风。

    当了武测校长后，他离讲台更远了。一位本科生毕业后去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写信给李德仁的夫人说，从没听过李院士的课，深感遗憾。李德仁对记者回忆，接过信后，他心里“很不好受”。

    他亲自去了趟酒泉，跑到学生所在单位，给所有员工讲了一堂课。

    刘经南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时，每晚仍坚持去实验室。很多人摸清这个规律后，在门口排着长队等他。能留给学生的时间少之又少。

    宁津生认为，校长没空上课可以理解，他们的主要任务不是教学，而是“把握方向、服务教师”，归根结底是提高教学质量。

    令他失落的是，不只院士、校长，现在甚至连很多最普通的教师，都很难把教学放在首位。决定他们晋升前途的，不再是一堂堂课，而是一堆堆的论文、表格和项目。

    “这个评价体系很糟糕，会把高校的教学拖垮。这样下去，大学里就出不了大师了。”这位老校长提高音量说。他怀念起刚进大学的日子，那时所有新教师从助教起步。而如今，在许多大学，博士后进大学直接就是副教授。

    师生之间的交往，似乎也淡了。去很多新建的大学城参观时，刘经南感触很深。那些大学都在郊区，修得很漂亮，教室很大气，但一到晚上，就变成了死城，“看不见一个人”。老师都回到城内，学生窝在宿舍里玩游戏。

    “感觉老师和学生脱节了，学生变得很孤独、很内向。”刘经南对记者感慨。

    这些变化，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院士课”的诞生。几位院士一拍即合，再次登上了本科生的讲台。

    在和时间的角力中，几位院士最关心的是人才的接力。

    在李德仁眼中，导师王之卓是个真正的“教育家”。这位院士培养出了3位院士，除了讲授《测绘学概论》的李德仁和张祖勋，还有被媒体称为“高铁院士”的刘先林。

    同几位老先生一样，6位院士都将学生视为自己的最大成就。宁津生和李德仁门下，各出了一位院士。如今，他们也踏上了接力之路，踏上了这门课的讲台。

    （《中国青年报》3.16 郭路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