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眼泪

    哭，是陈亮亮在咨询室里最频繁面对的表情。

    作为最早支援武汉的心理医生之一，陈亮亮跟随上海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队，1月28日进驻武汉市第三医院。40多天的工作中，80%前来咨询的医生护士都哭了。最快的一次，门一关，话还没讲，来访者的泪水就挂满脸庞。

    早在2003年，非典疫情结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次生心理问题的发生率高达约10%，医护是重点对象。3月10日，武汉所有方舱医院关闭，标志着战疫取得阶段性成果，但心理医生们都感到，另一场心理防疫战其实才刚刚开始。

    崩溃的医生

    “不想干了。”“等这事儿结束我就辞职。”这样的话，他听过不止一次。但陈亮亮说，这些都是人们在高压之下的应激反应，不能简单地进行道德评判。

    一位主动报名跟随医疗队来武汉的上海护士，起初踌躇满志，一心想用技术去帮助患者，但不巧的是，她护理的对象接连转为危重。

    “是不是我的能力不够？还是我哪方面没做到位？”她忍不住质疑自己。一个细节更让她难以释怀：有一天病人氧饱和度曾短暂下降，过了会儿又好了，然而就在第二天，她目睹了病人病情突然加重、去世。自那以后她开始睡不着觉，工作很累却依然不想下班：“感觉只要还在病房工作，就在持续发挥作用，心里多少好受些。”可身体终究扛不住，失眠一周后，她向陈亮亮来电求助时，已自觉濒临崩溃。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王振、副主任医师张晨入驻的金银潭医院，专门收治危重症患者，不断的抢救、插管、告别……各种触目惊心的场景，对医务人员的内心冲击更为猛烈。

    一名外地支援湖北的呼吸科护士长，遇到一个和儿子同龄的16岁病人，答应他帮忙打听同住金银潭的父母的病情。得知孩子父母接连过世的消息，护士长不敢告诉孩子，只能强忍泪水，用善意的谎言鼓励对方。几天后，孩子病情急转直下，心电图也变成一条直线。

    “我还能再努把力，我还能再加把劲，可是……”这名护士长走进咨询室，蜷缩在简陋的沙发椅上泣不成声，泪水沾满口罩。

    2月21日夜，在武汉工作近一个月的上海第三批援助湖北医疗队队长陈尔真，打算初步换10%到15%的人轮休。但即便是队长的他也承认，哪怕不上班，身在疫区，也很难真正放松下来。他记得刚来武汉时，“就像个包工头”，每天挨个盯队员怎么穿衣服、怎么进病房、怎么脱衣服。他还专门组建了一个8人团队，负责设计院感流程、监督医务人员安全防护。每晚六七点依然是他最紧张的时刻，因为他会收到一条关于手下148名队员身体状况的汇报微信。随着疫情进入相持阶段，陈尔真从最初担心队员安全，又开始焦虑怎么进一步提高救治率。

    陈尔真早就习惯了忙碌。在上海，他每天也只睡5小时，但很少吃安眠药。来了武汉，他每天都要吃，停一天就受不了，睡4小时醒来，开始想今天还有什么事，又睡不着了。

    王振团队抵达武汉后，专门对上海医疗队1652名队员进行了线上整体筛查，发现出现负面情绪的比例达到30%，比如失眠、焦虑倾向。

    找到情绪的出口

    驻扎金银潭医院的上海心理医生们，平均每天要完成十几人次的一对一咨询，有人一次就够，有人多次才行，还要对他们定期随访。还有些人之前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心理出了问题，或者明明知道但不愿表现出来，怕别人觉得自己脆弱，想说却不敢说。

    2月19日晚，中山医院在武汉驻地举行了第一次巴林特小组活动。这种由国外传入的医护团体心理辅导形式，简单说来，就是同事坐在一起，聊聊困惑，互相出出主意。这是大家来汉后第一次有机会围坐一起，但因为并非来自同一科室，互相之间略显拘谨。

    一名护士说，因为不适应工作环境，出现心慌、恶心症状，不得不提前从隔离病区出来，导致其他人任务变重，内心很愧疚，向大家道歉。有人立刻安慰她：没关系，大家是个团体！应该相互包容，你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实在不舒服了就应该休息。

    还有位高年资护士不好意思地承认，自己外科出身，对内科的很多设备操作不够敏感，很担心出差错。护士长帮她解惑：术业有专攻，和年资无关，没什么难为情的，不妨多请教其他内科护士，互相学习。

    “相比一个人冥思苦想，大家敞开心扉，把内心纠结讲一讲，结也就开了。”护士长说。

    前不久，金银潭医院也举行了一次巴林特小组活动。王振邀请一位武汉医生参加，对方回应不算积极：既然领导让我来参加，我就来吧，但其实我没事。

    活动中，这位医生开始不怎么说话，氛围起来了，他也开始发言。说起之前朋友、家人生病，打电话问他能不能给一张病床，那时医院都住满了，就连他自己病了都找不到床，整个人哭得停不下来，压抑已久的内疚、自责和无助，瞬间爆发。

    “他太难过、太需要抒泄了。”王振强调，和外地救援队相比，武汉当地医护人员更需要这样的机会。

    随着方舱医院关闭，部分医务人员的工作暂告一段落，前期忙于救人，没有时间痛苦，最近心理创伤逐渐暴露。而一些定点医院接收从方舱医院转来的危重症患者，病人数量反而增加，医护人员的神经依旧紧绷——两方面需求，让心理医生们最近更忙了。

    “我们打算尽快出一本关于新冠肺炎疫情心理援助方面的书，为接下来的工作提供行之有效的方案。除了医护人员，武汉还有太多人需要帮助。”张晨说。

    （《解放日报》3.16 殷梦昊 宰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