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日臻完善

    这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面对空前复杂艰巨的任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各地集中有力开展防控工作，体现了中国危机管理的历史传统和巨大制度优势。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现有国家治理体系尤其是地方治理体系的运行中，一度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疫情重点防控地区的情况尤其为甚。

    当下，亟需对这些暴露出的问题加以观察思考，找到症结所在，从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日臻完善。

    集中统筹与分布式决策管理的矛盾冲突

    从此次疫情的处置全过程尤其是病毒爆发初期的情况来看，在疫情防控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现有国家治理体系中强化集中统一领导同疫情防控中必要的分布式管理和临机决策的需求之间，仍然暴露出一定的冲突和矛盾，面对危机，权责配置失衡的问题一度凸显。

    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我国公共卫生健康信息平台、疫情报告信息系统、医院信息化、电子病历等信息化建设有了长足发展，并已有大数据、云平台、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支撑，但是这些复杂的系统在此次疫情爆发早期的疫情监测、舆情引导和疾病防控等方面，作用发挥不够突出。应当及时发布的信息只得依法层层上报，应当共享的数据受制于一个个信息孤岛的壁垒，极大增加了防疫过程中各方面的信息成本和信任成本。疫情爆发后，在重点防控地区一度出现了捐赠物资囤积和各医院物资匮乏同时并存的结构性矛盾、一些地区和部门应对不力等问题，部分源自于某些环节层层审核的复杂流程以及过度中心化的决策方式。

    在应对危机方面，高度中心化的决策往往要让位于更高效率的分布式管理和临机决策。回顾过去70年，中国政治体系的一个重要能力体现为能够在“收”与“放”之间运用自如，该收的地方收，该放的地方放。地方决策者能够在责权一致的前提下，就如何分头开展行动形成符合总体利益的判断并以低成本的方式实施，这是衡量治理体系能否良好运行的一个主要基准，也是在国家治理体系还不够成熟定型的条件下能够协同克服挑战的关键因素。

    为此，在危机管理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适度放权的同时还要提升层级间权责配置的科学性，优化权力运行，细化执行标准。

    地方治理体系难以形成制度合力

    综合疫情防控的全过程，地区层面仍然暴露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突出问题。以武汉为例，武汉是国家级中心特大城市，身处国家交通枢纽中心，坐拥全国排名前十的两家大型综合医院，但疫情防控战打响后，在整合资源、统一调度、分层诊疗、属地协调等方面，一度出现了应对无序、效能不足等治理问题，应有的制度优势还没有得到充分发挥。

    在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指挥系统失灵、各级各类机构各自为政、政出多门、力量分散，权力碎片化难以形成“制度合力”的问题比较突出。这说明，地方各级各类机构职责调整和权责关系的配置仍然不到位、干部执行力和治理能力较低依然是现有治理体系的严重短板。

    回顾过去70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经验，地方社会稳定和良好治理的关键，一是权责一致，二是协商共治。权责一致就是守土有责，还要守土有权，这是关键时刻地方权力必须能够得以集中，能够及时将地区分散权力和制度资源加以整合、衔接的关键。协商共治就是地方各系统各部门要在危机时刻懂得聚拢目标、营造共识，彼此的权力要相互让渡、相互补台。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的体制，是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保障中国重大决策安全和责任高效落实的关键。危机的特殊性质更决定了制度供给不能有短板，不能厚此薄彼，权力运用要高度重视部门职能的均衡性，因此“协商”和“让渡”是中国行政体系最大的“程序正义”。

    这次危机处置过程中，地方治理系统出现的一定程度的治理紊乱，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现有条块关系和问责环境，在遇到不确定性事件和权责比较大的任务时，各系统相互协商、权力相互让渡、资源相互补台的平衡机制让位于各自为政、分散行动，一些机构出于免责意识选择刚性手段、过度矫正的现象时有发生，极大损害了地方治理权威和危机应对效能。为此，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始终绕不过“条块结合、以块为主”这个核心问题。需要认真思考：在巩固中央权威的同时，如何确保地方守土有责、守土有权；在完善顶层部署的同时，如何发挥好中层协商协调、均衡配合的优势，确保地方党政军群各级各类机构能够更好围绕中心大局和目标使命开展工作。

    （《人民论坛杂志》2月中 樊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