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姐妹五人每年为“守岁”,都要提前做好一副“土地牌”。姐姐找来一把钝剪刀,将新买雨鞋的硬壳包装纸,小心翼翼地剪出一堆红薯片大小的正方形。哥哥找来一支笔尖歪斜的钢笔,在这些正方形纸片上,写上“秤”“扁担”“豺狗”“白蚁”“鸡”等字样。好像是每个内容要写四张相同的牌。写好后,偷偷晾晒,悄悄收藏。
大年三十晚上,爹肯定会拎着一支手电早早出去。他是大队书记,掌管着上千人,鸡毛蒜皮的事,都要找他。各家坐坐走走,吆喝吆喝,爹回来时,基本上是迎新年的鞭炮放过之后。
他出门了,家里宁静多了。这个时候,“土地牌”就派上用场了。每轮四个人上场。洗牌、发牌、出牌,上手出“鸡”,下手出“扁担”打“鸡”。上手出“白蚁”,下手放“鸡”吃“白蚁”。这样一来,喊声四起。“白蚁”蛀“扁担”,“秤”称“鸡”,“鸡”灭“白蚁”,“豺狗”咬“鸡”。一场相生相克的搏杀,把人世间许多道理阐释得明明白白。我不知道“土地牌”是谁发明的,我一直觉得比麻将牌好。真正把“土地牌”上的理给悟透了,人就少了许多的自以为是。
我们的牌一直要打到娘小睡醒来,将煤灶灶门打开,让火旺起来,然后,将煮熟的鸡蛋,放进冰铁炉锅的汤里,我们才意识到还有重要任务。急急忙忙丢牌,赶快找早已扯开的鞭炮,打开大门,接新年。不一会,漆黑的村庄被远远近近的鞭炮光照亮。此起彼伏的清清脆脆的鞭炮声里,时不时交杂着火铳春雷般的声响。
等所有声音停下来,就趁热把娘分好的红枣桂圆甜酒汤煮鸡蛋吃了。马上就有人喊:“还打不打?”有人打起一长串呵欠。“不是要守圆岁吗?”有人不依不饶,坚持还要打。
“这已经是圆岁了,明天初一,不许起得迟!”一声喝,爹笼着棉袄袖子回来了,外面肯定很凉,看得出他的脸和鼻子冻得通红。
(邓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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