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如此深情地描摹我出生的香椿树街,歌颂一条苍白的缺乏人情味的石子路面,歌颂两排无始无终的破旧丑陋的旧式民房,歌颂街上苍蝇飞来飞去带有霉菌味的空气,歌颂出没在黑洞洞的窗口里那些体型瘦小面容猥琐的街坊邻居。我生长在南方,这就像一颗被飞雁衔着的草籽一样,不由自己把握,但我厌恶南方的生活由来已久,这是香椿树街留给我的永恒的记忆。
这是我在那年夏天写的一部中篇小说《南方的堕落》中的开头部分,我在自己的写作中发现了一种敌意,这种敌意针对着一个虚构的或现实中的处所:南方。南方是什么?我所流露的对南方的敌意又意味着什么呢?
也许首先来自对回忆本身的敌意。人们在回忆之前通常会给自己的回忆规定一种情感立场,粉饰性的美好的戚伤的,或者冷静的客观的力求再现历史的,而我恰好选择了一种冷酷得几乎像复仇者一样的回忆姿态。所有借助于回忆的描述并不可靠,因此不值得信任。如果说人们对事物的敌意来自此事对你潜在的或者明显的伤害,我现在却不能准确地描写这种伤害的细节,因此我怀疑这份敌意可能是没有理由的。
在我从小生长的那条街道的北端有一家茶馆,是一座老旧的二层木楼,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像一个善于取景的电影导演一样把它设置为所谓南方的标志物。我努力回忆那里的人们,烧老虎灶的起初是一个老妇人,后来老妇人年岁大了,干不动了,来了一个新的经营者,也是女的,年轻了好多,两代女人手持铁锹往灶膛里添加砻糠时的表情惊人地相似,她们皱着眉头,嘴里永远嘀咕着发着什么牢骚。她们劳动的表情是我后来描写的南方女性的表情的依据。更重要的参照物是一些坐着说话的人,坐在油腻的八仙桌前用廉价的宜兴陶具喝茶的那些人,曾经被我规定为最典型的南方的居民,他们悠闲、琐碎、饶舌、扎堆,他们对政治和国家大事很感兴趣,可是谈论起来言不及义鼠目寸光。他们坐在那里,在离家一公里以内的地方冒险、放纵自己,他们嗡嗡地喧嚣着,以一种奇特的音色绵软的语言与世间抗争,没有目的,没有对手,自我游戏带来自我满足,这种无所企望的茶馆腔调后来也被我挪用为小说进行中的叙述节奏。
1990年春天,也就是我在写《南方的堕落》前的几个月,那家茶馆非常突然而无法补救地失火倒塌了。我回到家乡的时候看见的是一片废墟。我在茶馆的废墟停留的时候感觉到某种失落,可是我的失落不是针对一座茶馆的消亡,而是源自一个写作蓝本的突然死亡。
如果说那座茶馆是南方,这个南方无疑是一个易燃品,它如此脆弱,无法信赖。我怀疑我的南方到底是什么?
我的头脑中闪现的仍然是前面那条小街的景物。很抱歉我要说小街上的一个公共厕所。这个厕所的历史非常短促,我记得小时候它不存在,它所在的位置原先应该是一块空地,空地后面的人家长年地在那里种一些小葱和鸡冠花之类的东西。有一年厕所出现了。这个厕所对附近的居民充满了善意,只是无人管理,因此很脏也很臭。这是一个特殊的有着某种危险的厕所,因为它面对着附近的一个居民小区,从小区的高楼上可以清晰地看见如厕人的面貌甚至如厕的姿势,所以对于使用厕所的人和小区高楼阳台上的居民来说,厕所造成了双重的尴尬。而我作为一个写作者,当我在住所的阳台上眺望小街风景时,我怎么也无法忽略厕所的存在,我的目光注定是不平静的,一种暧昧不洁的观察导致了一种更加难以表述的厌恶感和敌意。
所幸的是这厕所也一样不能逃脱它灭亡的命运。不久以后它被填平了,原址上盖了一间房子,一对年轻的夫妇住在那房子里,有时候我从那里经过,从窗户里看见那对夫妇坐在里面看电视。我感到很高兴,这几乎是小街多少年来最大的一次改变了,这改变的意义对于我来说是特殊的:小葱鸡冠花、公共厕所、年轻夫妇的家,这是一个关于小街回忆的三角支撑,由此我依稀发现了我所需要的南方的故事。
我现在仍然无数次地走过那条小街,好多年过去以后,我对这条小街充满了敬畏之情,这是一只飞雁对树林的敬畏,飞雁不是树林的主人,就像大家所说的南方,谁是南方的主人?当我穿越过这条小街的时候我觉得疲惫,我留恋回忆,我忍不住地以回忆触摸南方,但我看见的是一个破旧而牢固的世界,这很像《追忆逝水年华》中盖尔芒特最后一次在贡布雷地区的漫步:“明亮的灯光下世界是多么广阔,可是在回忆的眼光中世界又是多么的狭小!”而一个作者迷失在南方的经验又多么像普鲁斯特迷失在永恒与时间的主题中。
(选载一)
(《活着,不着急》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 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