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复工
“2019年圆满收工。”2020年1月11日,56岁的东莞格瑞家具厂老板曾武祥发了一条朋友圈。照片上,他那两层共3000多平方米的厂房门口,整齐有序地排列着几堆包装好的货物。一辆印着英文字母的15米半挂车停在厂房口,等待着叉车和工人将这些纸箱装货,箱子里装的曲木桌椅等家具将就此发往欧美市场。
这是曾武祥年前的最后一批货。做完这一单后,家具厂就将进入春节假期,40多个工人几乎都回了家,曾武祥也自驾从东莞回到了江西吉安的老家。如果不出意外,按照珠三角往年的规律,正月初十前后,工人们就将有序回来复工。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这十几年如一日的节奏。2月10日是广东省规定的复工时间,直到2月20日接受采访这天,曾武祥的工厂还没能复工,他所在的园区也没有一家企业能复工,他说:“大家都在等检查。”
这些检查包括“四个到位”,即防控机制、员工排查、设施物资、内部管理,同时还要做到“八个一”,对每位员工做到健康状况检测、测体温、戴口罩、设隔离留观室等八项,还要求召开员工安全大会等并拍照为证。曾武祥将厂区宿舍顶楼腾出来5、6间房子,专门做了隔离区。“口罩我们有,因为平时做家具,库里存着几千个工业口罩。”曾武祥说,2月21日,镇上来人检查后同意复工,他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赶紧通知星散各地的员工回厂。
疫情让全国各行业都陷入了停摆。无论是对哪个行业而言,从停滞走向恢复,都并非一件容易的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防疫物资无法到位。成都一家互联网公司从2月初就开始求购各类物资,绞尽脑汁尝试了各种渠道也没买到,最后在政府协调下,他们才从海外多个渠道购买储备了1万只口罩。按照每个员工每天两个的量,这些物资可供180人的公司坚持一个月。
更大的困难在于人手不足。曾武祥所聘请的工人多来自江西、湖北、湖南等地,疫情较重,当地封村封路,能否回来还很难说。他已让湖北和江西九江的员工暂缓复工,“反正也回不来”。
为了解决复工过程中人力资源紧缺的问题,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地都开通了点对点专车专列甚至包机服务,为大企业工人返岗复工运送人力。一家协助湖州政府包机引才的人力公司负责人说,政府承担了包机返工所有费用,但这笔钱花得划算:春秋航空包机从昆明到上海的价格是46万元,“人社局算了一笔账,员工一天不到位,企业每日损失上百万元”。
不过这些包机包车,多集中在各地政府扶持的大中企业中,小企业很难有机会享受。曾武祥说,即使正在慢慢复工,他内心也很焦虑:每月要缴房租7万元、养活40个工人,年前还采购了30万元的进口木材原材料,准备年后开工大干一场,但上游目前却基本没有订单,主要是海外客户考虑到疫情影响而没有下单。
“关键是要先动起来”
经济停滞,表现在流通环节上就是物流数据惨不忍睹,也波及相关的互联网公司。凯京科技是一家运营数字化货运平台“斑马来拉”的科技企业。2015年成立以来,公司几乎每年业绩都是翻倍增长。1月31日,公司高级副总裁陆洋往后台数据一看,业绩只有往年的10%。
凯京科技的货运平台上对接共两万家中小物流企业,疫情期间除了零星的运送医疗物资外,其余运力几乎为零。当天很多投资人打来电话,询问疫情影响。陆洋说,每年春节后本是物流业旺季,2月10日后,平台上物流企业渐渐有了复工迹象,但也只有平时运力的30%,集中在快销、生鲜、医疗等行业的省内运输上。一家他们在上海最大的合作伙伴之一预计一季度收入将减少近5000万元。“房租、人工成本这些,眼睛一睁一闭,一天可能就是一两百万消耗出去了,再大的物流公司也扛不住。”陆洋说。
常规生产停摆之际,一些企业的生存之道是先着手生产医用物资。在东莞,很多企业开始转产口罩和消毒液;而在湖北之外疫情最严重的浙江温州,很多服装厂的工人自2月就一直没有停歇。温州艾乐服饰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伯钦说,疫情蔓延开来后,温州市政府召集各大协会开会,号召转产医疗物资,解决口罩、隔离衣和防护服难题。服装商会当场就有二三十家报名表示愿意生产,其中包括李伯钦。
春节前,李伯钦购进了价值不菲的海外原材料,如今积压在仓库,原因在于海外订单的减少。按照他的估计,温州可能要3月上旬才能逐渐恢复元气,这比正常年份少了20多天。“服装行业有很大季节性,这20天就意味着我们春装这块没有任何收入,只有等明年再上。”李伯钦说。所以他要先动起来,哪怕只是生产口罩,“如果客户看你今天停摆,明天还是停摆,信心就会动摇。关键是要先动起来。”
更重要的是,自己先动,才能带动行业供应链的配套工程动起来。“我动供应商才能动,不然他也会想到我可能会换供应商。”李伯钦说,这种情况在温州这种轻工业发达的地方很明显,当地的服装、皮革、汽摩配件等在多年的发展里积累下深厚的产业基础,配套体系十分发达——这其实也在某种程度上增大了复工难度,产业链条内需要上下游的同时协作,才能逐步复工乃至做满产能。“如果供应商们动不起来,我哪怕100道工序99道都齐了,有一道不行,我还是复工不了。”李伯钦说,工厂内还积压着一批货物,只差最后一道工序就能完成。
行业新洗礼
2月17日,陆洋公司里有约200余人,70%的人员开始大规模复工,30%在家办公。复工之初,根据疫情期间的特殊形势,公司紧急开发了“无接触式货运服务”,即物流企业和司机可以在APP上接货、送货、GPS定位等等,当货运完成后可以通过线上进行电子回单确认,以代替传统的纸质回单,进而完成线上支付,形成闭环。这就避免了司机在装货卸货时与他人接触,降低感染风险。
支付模式也更新到现结。“每一单当天确认,当天就做业务结算。”陆洋说,这样更能提高物流企业的积极性,将资金流转速度做快。此外,很多司机由于封村封路暂时无法返工,一些物流企业为了正常运转,特殊时期开始大量招募外聘个体司机,后者也更愿意按照每单运输业务结算费用。
这是互联网企业利用科技手段解决在复工期间的种种痛点的一种尝试。陆洋说,物流行业本身就一直存在信息化程度低、财务透明度低、管理不规范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导致物流成本居高不下。为此,他们利用科技手段探索对其进行改造。“大部分物流公司是不会算账的。我们遇到过年营收过亿的大物流公司老板,完全不清楚自己旗下车辆每年固定资产开销多少,每年账目盈亏多少。”陆洋说,很多老板只知道自己似乎赚了很多钱,但实际上使用信息化系统管理后,会发现每年还会有亏损。
在互联网企业利用技术手段应对疫情时,制造业的企业家们却觉得“人是最重要的”。李伯钦说,有很多老员工是从2008年一直跟着他的,多数员工都有至少超过5年的工龄。在高端服饰制作领域,手工技巧不可或缺,对工人的技能有极高要求。“服装的缝制有一定的独特手艺与技术,熟能生巧,做得越久越稳定,是需要时间沉淀的。只要人在,一切都好说。人的因素更加迫切。”李伯钦说,当前企业的重点是不顾一切做好防护措施。他每天监测在外员工健康状态,敦促他们多看看书和陪陪家人,给有房贷车贷压力的员工提前预支一部分工资。“机器不在没关系,厂子倒闭了也没关系,可以重新开一家公司,只要人在就好。”
对于一些互联网企业来说,高增长的期望也必须得下调。陆洋说,最初看到疫情下物流业的惨淡之后,投资方多次组织了线上会议,为他们引荐资源渡过难关。而他们也制定公司年度成本缩减计划、人力资源结构优化预案以及重点市场拓展策略等等,原有的业务翻番目标,可能会被下调至增加50%。“经营单元要尽量划小划细,然后在最小的经营单元里面,我们要鼓励有能力的团队去形成一个最小化利润单元。能在这个区域实现盈利,我们会给到更高激励,但如果说这个单元里还是属于一种高投入的烧钱状态,这些区域我们会坚决关掉。”
通过这次疫情,公司在数字化沟通和办公手段上也有了更多探索,觉得未来必须要坚持实施下去。陆洋说:“疫情也是一次机会,正好能够把企业整个架构和模式梳理得更清晰一些。”
(《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9期 黄子懿)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