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识人”“任人”与“御人”

    得人且善用之，是危难之际创业者的利器、困局之下中兴者的锦囊。古代有见识的帝王将相，无不把圣贤才俊视为平治天下的枢机。

    商汤任伊尹灭夏，武王用太公伐纣；东周纷乱，齐国依管仲、晏婴以称强霸，秦国据商鞅、韩非乃得一统；汉魏以来，刘邦识张良、韩信而能“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刘备招卧龙、凤雏始得“三分天下”之势。唐有太宗启魏徵于敌营，成就贞观名相；明有洪武劝伯温于草莽，奠定新朝基业。

    自古用人之难，不亚于用兵。在关键时刻和关键位置上，用错一人就可能损失巨大，甚至使国家陷入困境；用人得当，无异于点铁成金、妙手回春。

    总结古人的经验教训，“识人”“任人”“御人”环环相扣。分而言之，用人之难，莫过于无人可用，所以要“识人”和“任人”，这是利用现有的人才资源；用人之弊，莫过于各失其宜，所以要“任人”和“御人”，这是为未来准备。

    在纷扰混乱的乱世或制度僵化的末世，“识人”最难。商汤识伊尹，是通过平常不会引人注意的饭食口味；文王得吕望，是在打猎途中的偶然相遇；孟尝君号称君子，却擅长在“鸡鸣狗盗之徒”中发现人才……他们心细而有德，不以身份、境遇和简单印象来判定人的价值，真正做到“不拘一格”。

    “识人”之后，就要“任人”。任用人才是极其复杂的工程，不过也有基本原则，即“任人唯贤”，如唐太宗强调“用人如器，取其所长”。“任人”的有效性要得到保障，还离不开长期的考察。战国晚期的赵国因为两次任人失当（启用“纸上谈兵”的赵括和听信反间计错杀李牧），直接导致了亡国。

    再来看“御人”，曹操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大家”。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歼灭袁绍主力。此战结束之际，曹操在战利品中缴获一大筐书信——都是战前曹操部下写给袁绍的密件。写信的人胆战心惊之际，曹操却下令将信件全部烧毁。从此，一度萌生叛意的部下越发敬重曹操，官渡之战成为曹操建立和巩固北方政权的关键一步。

    今天，我们继承这笔宝贵遗产，不能不在深思先贤智慧的同时学而时习之。

    （《解放日报》2.25 雷欣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