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病之所以让人恐惧,不仅仅是死亡本身,还有它对于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而抗击疫病,不仅是科学家的事,也需要整个社会的合作与反应。
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每隔四五年,伦敦就要暴发一次霍乱,每次霍乱都要夺走上万条生命,进而波及整个英国。一位名为约翰·斯诺的医生,做了一系列研究,证明霍乱存在于水中。在无人相信的情况下,一位牧师亨利·白石帮他绘制地图,将取水饮用的人们与未取水饮用的人们绘在同一张图上,将每个街区的死亡人数标在上面,越远离水泵,死亡人数越少,人们这才相信。约翰·斯诺与亨利·白石拯救了伦敦城,那是英国最后一次发生霍乱。人们开始修建下水道,构建城市公共设施,保证水源清洁,避免与污物处理源接触。这张死亡地图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让后人得益。
为何美洲原住民在欧洲人进驻之后人口锐减?主要原因不是“白人屠杀”,而是这些欧洲人带来的传染病所致。农业活动为人畜接触带来了新的病媒,“感冒”就源自猪携带的病毒。原住民先天缺乏和家畜接触的经验,本身未遭受污染,自然也就没有免疫力。由此导致约有95%的北美洲原住民死于白人带来的天花和麻疹等疾病……
人类抗击疫病的历史,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的进步史。中国疫病流行与防治的斗争,几乎与五千年中华文明同步。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瘟疫频发的时期,也是国家和社会力量积极参与救治并取得显著成效的时期。《宋代瘟疫的流行与防治》一书中,以宋代发生的293次疫病为研究对象,首次系统研究、科学揭示了宋代传染病的流行和防治情况及其规律,解决了宋代传染病防治的重大医学问题和技术难关。对于认识中国古代传染病防治体系中官府、医学家和社会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宋代社会的反应机制、防治措施的发展脉络、历史经验和教训等,具有相当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借鉴意义。
不管是某一个地方持续流行的疫病,一口气暴发的流行病,或是全球范围内此起彼伏的瘟疫,疫病不断塑造着人类的历史,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从历史的角度来了解疫病,认真研究防疫史上的经验与教训,才能逐步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疫病防卫体制。
(《解放日报》2.16 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