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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讲做学问，是讲中国长治久安之道，是讲治国理政，而不仅仅是某个具体学科，更不是某种教条。古代有大学、小学之分，大学就是培养治国理政人才的，在大学里讲得最多的不是具体知识，而是政治。治国理政就要抓住国家中的政治问题，如果将教育办成了仅仅传授知识的机构，就不难理解教育脱离政治在历史上的惨痛教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要像毛泽东那样重视和早做人才布局。
毛泽东思想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
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的每次大失败，都是唯心论盛行的结果。
共产党早期的干部像陈独秀等，革命信仰都很坚定，但最大的问题是脱离实际，结果给党带来1927年的大灾难。开始以为，只要听苏联的就肯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才知道盲从他国经验，脱离中国实际是要掉脑袋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学到的党课是谁上的？是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在1927年给上的。敌人是最好的教师，沙场是最好的课堂。你正儿八经给他讲，他听不进去，一流血，什么都学会了。那一次蒋介石逼得共产党人抛弃了陈独秀“绘画绣花”式的革命，脱了西服，拿起枪上了山。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逻辑就是这样由它的对立面展开了。
开展武装斗争，刚刚打开一点局面，王明又带着斯大林的圣旨来了。李德、博古等人听不进长期坚持实际斗争的同志们的意见，将用于欧洲平原的坚守阵地决战的战法用于中国东南山地，最后把根据地丢了个干净。红军大转移开始时，他们还是死守他们那一套办法，结果出发时是8万多人，湘江之战后只剩下3万多了。
李德这个外国军人，机械地把欧洲军队的战法搬到中国山地，碰得头破血流。在中国是山地作战，又是敌强我弱，怎么能用欧洲平原大部队决战的方法？付出了5万多人的生命的代价。当时你说他，他不听，很多人也不敢怀疑他。为什么？人家是“权威”，王明受到斯大林单独召见。后来的张国焘更厉害，他受到过列宁的接见，而且据他自己说是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中唯一见过列宁的人。这些人牌子都很硬，文凭也很高，但一打仗就不行。长征路上打得赢就是硬道理；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最后实践的“权威”打倒了观念的权威，到陕北后，我们党明白了，马列主义的原理要跟中国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必须和中国实际结合，这是不断付出血的代价才明白的道理。不流血谁也不承认自己是错的。1964年3月24日，毛泽东谈到《毛泽东选集》时说：“这是血的著作。”
当时，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灯塔，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大家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自觉服从共产国际的领导。但问题是唯心主义是不能带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当时许多在领导岗位的人缺乏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更缺乏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为此毛泽东写了《反对本本主义》。邓小平后来说，这篇文章写得好。我认为，它好就好在这篇文章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唯物论打倒了曾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盛行的打着“马克思主义”幌子的唯心论。
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问题需要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对世界革命的贡献取决于中国革命取得的胜利。制定方针政策必须以中国革命的利益为最高原则，不能机械地服从其他国家的革命经验。这是毛泽东和教条主义者争论的一个焦点。教条主义本质就是唯心主义。
延安整风期间，全党充分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对于中国革命的生死攸关的意义，在此基础上，中共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反过来想，如果没有长征及其路途上经历的生死实践的检验，这些共识的形成是很难想像的。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来自血的教训，这不是从书本和课堂里就能学来的。毛泽东说，人的正确思想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昨天不是从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掉下来的，今天也不是从华盛顿的白宫掉下来的，它是从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产生的。不这样，与长征一样，还是要流血，要亡党亡国的。
为什么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
毛泽东到延安后要搞整风，要解决学风问题和世界观问题。整风就是教育革命，抗大的学风就是实事求是，不尚空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也讲了这个意思。光从动机考虑是唯心主义，动机和效果要统一，要为中国革命的实践服务。所以毛泽东反复说，要懂得“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在今天，这个“大道理”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强国的道路。
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又讲教育要革命，就是告诉知识分子不要脱离实际。毛泽东根据自己成长及我党实践的经验，找到知识分子成长的正确道路，这就是知识分子要到人民当中去，和工农相结合。
毛泽东及党内许多同志就是学生出身，早期学生运动的成败以及他们自身从旧知识分子成长为成熟的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转变的经历使他对知识分子的优点缺点以及如何克服这些缺点、完成自身改造，都有深刻的体验和认识。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一文中说：“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结合在一起的；同样，青年学生、知识分子也只有跟共产党在一起，才能走上正确的道路。知识分子不跟工人、农民结合，就不会有巨大的力量，是干不成大事业的；同样，在革命队伍里要是没有知识分子，那也是干不成大事业的。”毛泽东在纪念五四运动时，发表了《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著名讲话，他说，看一个青年是不是革命的，是真革命、不革命或假革命，就看你是不是和广大工农结合在一起。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1953年赫鲁晓夫上台后的胡来，让毛泽东担忧将来中国也会陷入北宋那种靠“诵文书，习程课”就能入仕，或苏联那种靠赫鲁晓夫式的机会主义就能晋升领导高层的干部制度的危害之中。
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值得体会的是，就在赫鲁晓夫下台的1964年，毛泽东将培养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他对党的事业接班人的条件除了立场可靠外，更加强调政治经验的成熟。1964年2月，毛泽东总结宋明以来的亡国教训时说“烦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4月21日，毛泽东在南昌对当时负责同志说：“死读书本，不从事工、农、商、学、兵的实际工作，造就不了人才。”而“知识分子脱离了群众就没有什么用”。
1958年5月25日，毛泽东率中央高级领导到明十三陵参加义务劳动，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发表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将义务劳动和讲话地点放在明十三陵，为什么在十三陵讲这个话？十三陵有明朝的故事。明朝灭亡与宋朝灭亡，乃至苏联的解体都有相似之处，这就是它的学风严重脱离实际。毛泽东在十三陵讲话主要是讲干部人才培养，培养方式特别强调“大风大浪”。
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
看了苏联的教训，就能对我党的教育方针有深刻体会。苏联解体让多少有才华的人流离失所。苏联解体的历史表明，即使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治理国家的能力跟不上，最终还是要垮台，要被开除球籍的。令人痛心和需要总结的是，苏联和苏共就是在“五大三粗”时自行静音解体和解散的。
今天我们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我们已经站起来了，富起来了，今天我们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要向强国迈进。这是真正的挑战。
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今后的任务将更为艰巨，其中最重要的是培养政治经验成熟的干部人才。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中国人的国际视野、国际眼光和参与世界治理的能力，都要受到考验，我们要具备这些能力。如果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才满脑子都是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形而上学本质也是唯心论，那么，我们在新的长征路上，还可能犯与王明、博古同样的错误，还可能再经受“湘江之战”的惨痛教训。别说强国，连富起来的成果都保不住。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脱离实际的教育最终是要使国家和人民付出血的代价的。我们党通过长征的血的经验，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政治自觉和历史自觉。由于有一大批经受了革命斗争考验的干部，他们保持了联系实际、联系人民群众的优良传统，从而保证了我们在改革开放中经受住了种种风浪的考验，保证国家始终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历史经验同样告诉我们，权力可以交接，可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极难交接，而运用权力是需要经验的。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家底”，其政治成熟与否与其经验的积累程度及深度成正比。
为此，毛泽东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着手推行在实际中培养青年学生的经验，尤其是政治经验为核心任务的教育革命，为未来中国做人才布局。半个世纪后，当时在毛泽东教育思想和教育方针培养下的青年同志已走上党和国家的领导岗位，这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立于不败之地。那么，往后再走，我们未来30年、50年将会怎么样，会不会出现苏联那样国力金玉其外、人才败絮其中的危险呢？这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命运和前途，在新的历史起点，我们还要抓人才问题，还是要从以实际政治经验而非单纯知识和技能传授为中心任务的教育入手。这是事关国家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大事业。
（《北京日报》12.23 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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