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父的“严防死守”

    父亲王一平，曾经是上海市委领导干部。在人们的普遍印象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作为子女多少会沾上一点光。可父亲在这方面早有预防，在我们家里设下了一条“防线”，几乎是“严防死守”。我们不但没有沾上一点光，甚至还成了“受害人”。

    在父亲的“严防”下，我的母亲是第一位“受害人”。母亲1938年参加革命，即便是按部就班，退休前也有可能是副局级。因为父亲是分管市里组织工作的，母亲曾有两次提拔机会，但在上报提拔的名单里，父亲毫不留情地把母亲的名字划掉。听父母的老战友曾经“唠叨”过一些往事，解放战争时期，父亲已是一名军级干部，当时母亲怀着双胞胎，行军路上，母亲几乎是步履艰难，但父亲的马都是给伤病员骑的。

    二姐从部队转业，按政策可以回上海，但父亲认为，作为一名市领导干部，他应该起到表率作用，子女不能都在上海。二姐一家至今定居南京。

    大哥原先在工厂车间工作，领导想调他去科室工作，其实是想提拔他当干部，父亲知道后，马上找大哥谈话，希望大哥还是回车间工作。直到大哥退休，也只是一名普通的企业职工。

    父亲不让子女走“仕途”，是担心我们有可能利用他的影响。上世纪50年代，父亲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分管组织工作，上海各行各业的领导干部都是父亲的熟人，有些是父亲一手提拔的干部。改革开放那段时期，我们子女若是下海找关系，几乎就是易如反掌，但我们没有这样做，因为身后有一双眼睛在盯着。

    这样的“严防”又传到了“第三代”。二哥的女儿，当时是父亲唯一的孙女，一直在爷爷身边长大。爷爷喜欢孙女是不言而喻的。大约在1995年，孙女考上南模中学，父亲百思不解，感觉孙女功课实属一般，如何进了重点中学？难不成又是利用了他的影响？父亲居然亲自跑到教育局办公室查询，是否开了后门？教委办人员向父亲做了解释。

    父亲的严于律己，还表现在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上。干部难免会有一些待遇，但父亲能“卸掉多少待遇就卸多少”。“文革”前，父亲作为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分配的房子是二楼连着三楼，但父亲硬是把三楼让给一名局级干部。粉碎“四人帮”后，组织给父亲分配的房子大了一些，父亲硬要按照多出的面积多交房租，市委房管局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笔钱。按照父亲的级别，退休后仍可配备一名秘书，但被父亲拒绝，父亲觉得这是浪费人才。

    父亲喜欢收藏，在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我们日子过得不宽松，因为父亲的工资都用在购买字画上。按照现在的眼光，父亲的兴趣爱好也算是家庭最好的投资了。其实不然，当时年事已高的父亲，把他收藏了几十年的字画及艺术品，都捐给了上海博物馆。

    要说父亲留给我们什么，我觉得是一种精神，一种忘我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

    （《新民晚报》12.13 王时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