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权力制衡

    我国历史上的法治思想中有权力制衡的内容，与近代西方的分权制有重大区别，体现出中国特色。主要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君权的制衡。秦汉后，不仅延续了先秦为君主设师、傅的制度，用儒家伦理教育从思想上约束君权，也在中央设有制约君权作用的行政中枢、谏议、封驳等机构或职官；中央决策中，有廷议、廷推、廷鞫制度。各项重要事务、案件的处理，呈现出一定的“集议”特色，构成制衡君权的某种制度程序。

    二是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制衡。秦以后，我国基本是单一制国家，地方权力集中于中央，主要官吏由中央任命，既职责明确，考核严格，又实行行政、军事与监察三者分离，以制衡地方官吏权力扩张；以不断增加行政层级的形式，遏止地方权重倾向。

    三是官僚权力的制衡。“明分职，序事业，材技官能，莫不治理”，思想家强调“分职”在权力制约上的作用。自秦汉开始，从中央到地方，在各级官吏的权力划分上，在钱财物权及日常行为的管理、行政问责、复核审核、考核、监督监察上，规范日益细密，以防止权力滥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以权钱交易、贪污贿赂、用人不公、正气不张为特征的腐败现象在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以监督监察为核心反腐倡廉，成为制衡、制约官僚权力的重要内容。

    我国历史上以权力制衡推动国家治理的思想与措施有利有弊。君权的制衡从总体上看是积极的，但皇权的至高无上，又使这种制衡显得苍白无力，彰显出突出的“人治”色彩；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制衡总体也形成了，但某些时期单纯从“术”的角度强调制衡，特别是行政层级不断增多，又形成了叠床架屋的弊端；高度集权使政令得以统一，但各级官吏唯命是从、唯上是从、钩心斗角、朋党横行，又显示出消极弊端。

    （《学习时报》12.13 卜宪群）